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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18-11-8 09:53

苦 难 辉 煌 作者:金一南 全书完



zyesheng 发表在 光阴故事|小说 华声论坛 forum-7-1.html


  《苦难辉煌》前言

  我从哪里来?

  我们从哪里来?

  所问像生命一样久远和古老。

  不仅是未来对过去的寻问。是大树对根须的寻问。是火山对岩浆的寻问。是有限对无垠的寻问。

  我们曾经是奴隶。否则不会有从1840到1949中华民族的百年沉沦。

  我们也拥有英雄。否则不会有从1949到2050中华民族的百年复兴。

  与波澜壮阔的历史相较,人的生命何其短暂。幸福起来的人们于是不想承认自己曾经是奴隶,也不屑于承认曾经有过英雄。不知不觉中,自己那部热血奔涌、震撼人心的历史被荒弃了、抽干了,弄成一部枯燥、干瘪的室内标本,放在那里无人问津。

  历史命运蜕变为个人命运,众生便只有在周易八卦面前诚惶诚恐。

  我们没有在丢掉自己的宝藏么?

  瞿秋白说,人爱自己的历史好比鸟爱自己的翅膀,请勿撕破我的翅膀!

  不能深刻感触过去,怎么获得腾飞的翅膀?狄德罗说,除去真理和美德,我们还能为什么事物感动呢?把他的话反过来设问:若除去个人富足便不再为其它事物感动,该怎么获得挺直身躯的脊梁。

  钱包鼓起来就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了么?

  皆从个人苦乐出发,中华民族永远出不了孙中山,毛泽东。不是要你到历史中去采摘耀眼的花朵。应该去获取熔岩一般运行奔腾的地火。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大师吕西安?费弗尔说过一句话:在动荡不定的当今世界,唯有历史能使我们面对生活而不感到胆战心惊。费弗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法西斯德军枪毙了,他的话语仍然在新世纪全球动荡的回音壁上回响。对中华民族来说,需要前仆后继的事业依然在继续。我坚信,今天为中华民族复兴默默工作与坚韧奋斗的人们,必能从我们的过去吸收丰富的营养。

  不论我们如何富强,也永远不要改变国歌中的这一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起我们新的长城”。

  不论我们如何艰难,也永远要记住国际歌中的这一句:“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物质不灭。宇宙不灭。唯一能与苍穹比阔的是精神。

  任何民族都需要自己的英雄。真正的英雄具有那种深刻的悲剧意味:播种,但不参加收获。这就是民族脊梁。谨以此书献给过去、今天、未来成为民族脊梁的人们。他们历尽苦难,我们获得辉煌。

[本帖最后由 zyesheng 于 2018-11-16 07:02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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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没有比人心更高的山、世上没有比脚步更长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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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时间:2018-11-8 09:53
  第一章 地火——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苏俄在中国最早看好的是吴佩孚而不是孙中山,斯大林在中国最早看好的是蒋介石而不是毛泽东。托洛茨基的警告与斯大林“挤柠檬”。陈独秀也须看共产国际脸色。蒋介石的悲剧,在于与毛泽东同时代。各方都力图破解: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送来了组织指导。甚至送来部分经费。但没有送来武装割据,没有送来农村包围城市,没有送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打土豪、分田地”既是红色政权政治动员的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经济独立的基础。

  他们的生命都没有超过一个世纪。但他们的故事和他们的历史,却要被不尽的后人运用不尽的观点,一个世纪一个世纪描述下去。

  一、孙中山的困惑

  新中国的中心是北京。

  北京的中心是天安门。

  天安门的中心又是什么呢?

  是那幅巨大的毛泽东画像。年年月月,不论白天还是黑夜,画像上毛泽东那双睿智眼睛,通过面前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广场,注视着新中国的人民。几乎所有中国人和世界上很多人,都把天安门和毛泽东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又有多少人知道,毛泽东最初并不喜欢天安门。他说天安门太高了,高高在上不好,要在天安门下面,跨在金水桥上搞一个二层的矮台子,观礼时离群众才近。至于天安门后面的故宫,他只在1954年4月三次登城墙绕行一周,一次也没有进去过。为什么最终没能在天安门前另搞一个矮台子?因为破坏了总体建筑格局,各方面都反对。为什么后半生居中南海与故宫仅一街之隔、三次登故宫城墙却不愿去里边走走?其中缘由今天已经无人能够知晓了。不管毛泽东的主观意志如何,风风雨雨中的无数次游行、庆典和检阅,把他和天安门溶为了一体。别的地方看不见毛泽东了,天安门能够看见毛泽东。有天安门在,就有毛泽东在。过去每逢节日或重大庆典,天安门广场毛泽东视线之内,还要挂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巨幅画像,以及孙中山的巨幅画像。

  后来,马、恩、列、斯画像不挂了,但孙中山的画像依然准时地出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之前。

  孙中山,毛泽东,中国革命最为杰出的两位巨人,隔着世界上最大的广场,年年月月默默相望。

  一人生于1866年,一人生于1893年,相差27年;

  一人逝于1925年,一人逝于1976年,相差51年。

  这两位革命巨人、现代中国的奠基者,他们之间真正互相理解么?

  18岁时,毛泽东知道了孙中山。

  1936年,长征到达陕北的毛泽东对美国记者埃得加?斯诺说,1911年他考入长沙的湘乡驻省中学,看到同盟会党人于右任主编的《民立报》,上面刊载着广州起义和七十二烈士殉难的消息。从此,毛泽东知道了孙中山和同盟会的纲领。

  这是毛泽东有生以来看到的第一份报纸。“我是如此地激动,以致于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的墙上。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

  第一份报纸导致的第一次政见是什么呢?

  风吹日蚀,湘乡驻省中学校园墙上,一个来自韶山18岁青年写的那篇东西,早已无踪无影。幸亏还有个冒险闯进陕北的斯诺,通过他毛泽东能够把那篇政见的内容留下来:“我在文章里鼓吹必须把孙中山从日本召回,担任新政府的总统,由康有为任国务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

  康、梁是早年毛泽东心中的偶像。梁启超写的很多东西他一直要读到能够背诵。在梁启超一篇文章上,青年毛泽东有这样一段批语:“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推戴”。

  当年毛泽东崇拜康、梁,赞成君主立宪。

  但一个孙中山横空出世,便夺去了他心中的第一把交椅,他的“第一篇政见”就抛弃了君主立宪而改为共和。他提出来的不再是君主,而是总统、总理和外交部长。虽然康、梁与孙中山的区别他不甚清楚,还将三人揉为一体,但孙中山对毛泽东影响之大,震动之深,可见一斑。

  孙中山知道毛泽东么?

  他年长毛泽东27岁。1925年3月他在北京病逝时,毛泽东正在湖南家乡搞社会调查、办农民协会。后来震惊中外的湖南农民运动,当时还只是运行的地火。

  但孙中山知道毛泽东。在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国民党“一大”上,有两个刚刚加入国民党的青年共产党员,以能言善辩、词锋激烈给国民党元老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个是李立三。另一个就是毛泽东。

  李立三单刀直入,大段大段阐发自己的观点,其中不乏率直批评国民党的言论;毛泽东则主要以孙先生的说法为依据,论证自己的观点。

  许多国民党人惊异地注视着这两人,连汪精卫也发出由衷感叹:“究竟是五?四运动的青年!”

  孙中山以赞赏的眼光,注视着中共的这两个新锐。他亲自批准毛泽东为章程审查委员。

  但孙中山所知道的热血青年毛泽东,毕竟不是后来那个集建党、建军、建国之誉为一身的毛泽东。客观讲,如果没有俄国十月革命,孙中山、毛泽东这两个背景和性格都差异巨大的人,他们的生命轨迹也许永远不会交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改变了一切。但最先听见这声炮响的中国人,既不是孙中山也不是毛泽东,而是北洋政府的驻俄公使刘镜人。1917年11月7日,刘镜人给国内发回一封电报:“近俄内争益烈,广义派势力益张,要求操政权,主和议,并以暴动相挟制。政府力弱,镇压为难,恐变在旦夕”。这是最早向国内传递的十月革命即将发生的信息。刘镜人例行公事对北洋政府外交部进行情况报告,并不知道震撼整个20世纪的重大历史事件正在他眼皮底下发生。次日,刘镜人再发一报:“广义派联合兵、工反抗政府,经新组之革命军事会下令,凡政府命令非经该会核准,不得施行。昨已起事,夺国库,占车站……现城内各机关尽归革党掌握,民间尚无骚扰情事”。这是最早向国内传递的十月革命已经发生的消息。刘镜人的俄译汉有些问题,布尔什维克本应译为“多数派”,却被他翻译为“广义派”,让人看了有些摸不着头脑。翻译有些问题、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的这些电报送到北洋政府外交部,也因电讯不畅整整晚了20天。外交大员草草阅过,便被撂在一边。北洋政府的外交当然是以各协约国的立场为立场,所做的决定也如出一辙:拒绝承认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召回公使刘镜人。无人想到刘镜人发回来的很快被归入档案的电报,喻示着世界东方将要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如果没有十月革命,会有中国共产党么?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会有毛泽东么?如果没有十月革命,会有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么?如果不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孙中山、毛泽东的生命轨迹能够相遇么?历史的奥妙,在于它可以包含无穷无尽的假设。历史的冷峻,又在于它总把假设永远置于假设。结论是明显的:十月革命使中国奔腾运行的地火终于找到了突破口。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被那场俄国革命所促发的历史合力推向一起。被革命之力推向一起的中国国民党人和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的未来走向,判断却截然不同。包括孙中山本人。

  孙中山对中国革命走向的估计判断,集中体现于1923年初的《孙文越飞宣言》。

  这是一份国民党人经常引用、共产党人很少引用的宣言。后来出现的国共分裂及共产国际以苏联利益为中心干涉中国革命的倾向,都能从这份宣言的字里行间发现阴影。

  越飞是老资格革命党人,真名叫艾布拉姆?阿道夫?亚伯拉罕维奇,克里米亚人,1908年就同托洛茨基在维也纳编辑《真理报》,1917年十月革命时是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2年8月,他以副外交人民委员的身份来华担任全权大使,肩负两个方向的使命:

  在北方,与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实际解决两国间悬而未决中东路和蒙古问题,维护苏维埃国家利益。

  如果北方受挫,就在南方帮助孙中山的南方革命政府。

  来中国之前,他绝对没有想到要和孙中山签署什么联合宣言。

  到中国之初也没有想到。1922年8月19日,越飞在北京还给吴佩孚写了一封信,说吴将军“给莫斯科留下了特别好的印象”;提议密切双方合作。

  结果吴佩孚在中东路问题和外蒙古问题上毫不松口。越飞在北京半年,工作毫无进展。于是他重点转向发展与南方政府关系,实行以南压北方针。

  1923年1月17日,越飞以养病为名赴上海。在沪十天之内,几乎每天同孙中山或孙中山的代表张继接触。1月26日,《孙文越飞宣言》公开发表。

  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宣言第一条:“……孙中山博士认为,共产主义秩序,乃至苏菲(维)埃制度不能实际上引进中国,因为在这里不存在成功地建立共产主义或苏菲(维)埃制度的条件。越飞先生完全同意这一看法,并且进一步认为,中国当前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是实现国家统一和充分的民族独立。”

  孙中山、越飞,一个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一个是苏联政府同时也是共产国际在中国代表。两人皆不以为中国存在马列主义生存发展的土壤;皆认为中国不存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条件。

  孙中山的不信,一半出于对三民主义的信念,一半出于对当时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担心。所以他一定要用宣言的形式肯定“苏菲(维)埃制度不能实际上引进中国”;“在这里不存在成功地建立共产主义或苏菲(维)埃制度的条件”。

  越飞的不信,则全部出自苏联国家利益的考虑。为了换取孙中山对中东路和外蒙古问题的承诺,以实现以孙压吴、以南压北。

  所以又有了宣言第三条、第四条:双方认为要以谅解的态度解决中东路纠纷,以双方实际之利益与权利解决现行铁路管理法;苏俄声明无意使外蒙古与中国分立,孙中山表示苏俄红军不必立时由外蒙古撤退。

  孙中山的主要兴趣在第一条。这是越飞的让步。

  越飞的主要兴趣在第三、四条。这是孙中山的让步。

  《孙文越飞宣言》这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没有这份宣言,就没有后来的国民党改造,就没有国共合作,然后也就不会有黄埔军校和北伐战争。它既是孙中山对中国革命走向的判断和规定,也是新生的苏联将其斗争中心由世界革命中心转向苏联利益中心的启端。通过这份宣言,苏联在中国第一次完成了用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交换。

  初生的中国共产党人被蒙在鼓里。当时没有任何人想到要拿这份宣言去征求他们的意见。

  孙中山早年向往社会主义。1896年旅居伦敦时就知道了马克思。后来他对中国最早的社会党人江亢虎等介绍说:

  “有德国麦克司者,苦心孤诣,研究资本问题,垂三十年之久,着为《资本论》一书,发阐真理,不遗余力,而无条理之学说,遂成为有统系之学理。研究社会主义者,咸知所本,不复专迎合一般粗浅激烈之言论矣。”

  社会主义对他发生了极大的吸引力。纯真的孙中山自信而又自愿地以社会主义者自许,虽然他连马克思、恩格斯与伯恩斯但、考茨基的区别都未弄清。

  就如毛泽东当初分不清孙中山与康有为、梁启超的区别一样,孙中山也分不清马克思、恩格斯与考茨基、伯恩斯坦的区别。1905年初,他专程前往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第二国际书记处,要求接纳他为“党的成员”。他见到了第二国际主席王德威尔得,书记处书记胡斯曼,向他们说明“中国社会主义者的目标和纲领”。面对这两位泰斗,孙中山大胆预言:中国将从中世纪的生产方式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阶段,而工人不必经受被资本家剥削的痛苦。

  当时的孙中山还是个小人物。

  小人物孙中山热衷于社会主义。变成大人物,就认为中国不能搞社会主义了。倒不是因为曾经被第二国际拒之门外。他认为他的三民主义更合中国国情。

  认为中国不能搞社会主义,并不妨碍他崇敬列宁。

  比驻俄公使刘镜人的电报晚三天,1917年11月10日,上海《民国日报》大号标题:“美克齐美(Maximalist音译,过激党之意)占据都城”。这是中国最早报道十月革命的报纸。孙中山看完报后,立即通过中间媒介给列宁一信,代表国民党向布尔什维克党人表示高度敬意,希望中俄两国革命党人团结在一起,共同斗争。

  列宁称这封信是“东方的曙光”。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代表列宁回信:

  “我们的胜利就是你们的胜利,我们的失败就是你们的失败,为了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在这伟大的斗争中团结起来”。

  可惜这封信被耽误了。孙中山没有看到这些必然令他激动不已的话语。

  但1920年11月,他见到了列宁的第一个使者维经斯基。维经斯基1920年3月来华,后来有人认为他是来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但维经斯基向共产国际报告说,他的首要任务是“立足于日美中三国利益发生冲突,要采取一切手段来加剧这种冲突”;首要考虑的是苏俄在远东的安全,在这个基础上才考虑如何联合中国的革命力量、支持中国革命。孙中山提出了进一步的建议。据维经斯基记述,孙中山直截了当地说,广州的地理位置无法与俄国建立直接联系,应该在海参崴或满洲里建立一个可以互相联系的大功率电台。

  列宁的第二个使者是马林。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的马林颇得列宁赏识,为推动中国共产党建立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亲自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在第一次会议上一口气作了将近四个小时的发言。“一大”代表们对他印象不错。毛泽东说他“精力充沛,富有口才”;包惠僧说他“口若悬河,有纵横捭阖的辩才”。但是对初生的中国共产党,马林却颇不以为然。他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评价说,中国共产党人是一些“不懂马克思主义,缺乏社会主义实践”、“倾向社会主义的学生”,他们“从来不曾同工人阶级有过密切的联系”。对国民党马林倒充满乐观和希望,认为它是由“知识分子、华侨资产阶级、南方士兵和工人组成的各阶级联盟”。这位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的结论是“在上海我对中国的运动及其发展的可能性获得一种十分悲观的观点;我在南方才发现工作大有可为,而且能够成功”。所以马林很快从举行中共“一大”的上海南下。

  1921年12月,马林在广西桂林对孙中山提出了三条建议:

  第一,改组国民党,广泛联合工农大众;

  第二,创办军官学校,建立革命武装;

  第三,与中国共产党合作。

  孙中山认为,这是列宁给他传递过来的声音。

  这三条建议,成为后来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起源。孙中山注意到列宁是通过俄国的十月革命,列宁注意到孙中山,是通过中国的辛亥革命。

  1912年4月,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在一篇临别演说词中说,西方国家虽然富足,“但这些国家国内贫富间的悬殊仍极明显,所以革命的思潮常激动着这些国家的国民。如果不进行社会革命,则大多数人仍然得不到生活的快乐和幸福。现在所谓幸福只是少数几个资本家才能享受的。”

  列宁对这篇演说词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这是“伟大的中国民主派的纲领”,“我们接触到的是真正伟大人民的真正伟大思想”;“迫使我们再一次根据新的世界事变来研究亚洲现代资产阶级革命中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相互关系问题”。

  列宁把对中国革命的希望,主要地放在了孙中山身上。

  1918年,当年轻的苏维埃政权被帝国主义干涉者压得喘不过气,而通向中国的道路又被捷克斯拉夫军团、社会革命党人、高尔察克匪帮切断的时候,列宁就询问过,在被十月革命唤醒的旅俄中国工人中间,是否可以找到能与孙中山建立联系的勇士。

  列宁与孙中山两人,虽未谋面,但息息相通。

  孙中山决心“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了,但并非不存在一点问题。

  三大政策中最无问题的就是联俄。

  孙中山联俄决心异常坚定,来源于他一生经历的无数次失败。先败于他认准的敌人清朝政府、袁世凯及北洋军阀;后败于他以为的友人英、美、日政府及国内官僚政客;到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竟开始败于跟随他十余年的部属了。

  尤其令他万分痛惜的是,陈炯明把他联德、联俄的三封密函作为缴获物在香港公布,挑起海内外舆论大哗。他心如刀绞般说:“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死入生,失败之数不可偻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

  乘火打劫的不仅陈炯明。国民党内李石曾、吴稚晖等49人借机联名通电,劝孙中山下野。

  在此紧急时刻,仍然毫不动摇地支持他的,只有列宁领导的苏俄。

  患难识真金。几十年的选择比较使孙中山终于意识到真正的朋友所在。他叫陈友仁转告苏俄政府全权代表马林,“中国革命的惟一实际的真诚朋友是苏俄。”

  三大政策中问题最大的就是联共。

  孙中山钦佩共产党人。他对汪精卫、胡汉民、张继等人说:我们的革命运动,黄花岗、潮州之役,人数极少;镇南关之役不过200人;钦廉之役不过一百余人;现在中共组织工农运动,群众一起来,动辄成千逾万;开滦罢工、“二?七”罢工规模浩大,震惊中外,其势尤不可侮!

  共产党人的组织能力和气势,给他以极深刻印象。

  由此更感到已经腐朽的、无战斗力的国民党急需改造。

  孙夫人宋庆龄问他,为何需要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他回答说:“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

  他要新鲜血液救活国民党,但不是要新鲜血液取代国民党。笃信三民主义、笃信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孙中山,不想看到国民党外又出现一支政治力量。不想有任何力量与国民党分庭抗礼。

  1923年1月《孙文越飞宣言》发表,他召集核心干部征询意见。

  联俄大家都无问题,因为不论在道义在财政还是在武器在顾问,都需要苏俄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争论的焦点在联共。

  汪精卫同意联俄,反对联共;

  廖仲恺则赞成联俄联共,认为既联俄,就必须联共;

  胡汉民介于汪、廖之间。

  应该注意一下胡汉民。他的论点十分奇特:“无政府主义者离我们比较共产党员更要远些,对待无政府主义者尚且如此,容纳共产党员入党有什么可怕的呢?”

  他向孙中山建议,先对共产党人有条件地收容。条件是“真正信仰本党的主义,共同努力于国民革命”;收容以后再有依据地淘汰。依据是“发现了他们有足以危害本党的旁的作用,或旁的行动”。

  胡汉民的观点对孙中山影响很大。后来孙中山采纳有条件联共的主张,不同意实行党外合作,坚持让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实施“党内合作”,主要就是出自胡汉民。孙中山认为最理想的,是先用共产党人的力量改造国民党,再用国民党人的纪律约束共产党。

  他既联俄,又不相信中国可以走俄国人的道路。既联共,又不相信红色政权可以在中国建立、生存和发展。

  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在这里陷入了两难。

  1923年11月在国民党“一大”前,邓泽如、林直勉等十一人以国民党广东支部名义呈孙中山一份《检举共产党文》,指责共产党人“此次加入本党,乃有系统的有组织的加入”;“实欲借俄人之力,耸动我总理,于有意无意之间,使我党隐为彼共产所指挥,成则共产党享其福,败则吾党受其祸”。

  党内合作本是孙中山自己的主张。所以他在批语中维护共产党人、批评了邓泽如等人疑神疑鬼的话。但孙中山还有另外一些批语,在我们自己编纂的史料中却不多见了。

  在今天一段我们基本不引用批语中孙中山说,先前共产党人“所以竭力排挤而疵毁吾党者,初欲包揽俄国交际,并欲阻止俄国不与吾党往来,而彼得以独得俄助,而自树一帜,与吾党争衡也。乃俄国之革命党皆属有学问经验之人,不为此等少年所愚,且窥破彼等伎俩,于是大不以彼为然,故为我纠正之”。看来马林与孙中山的谈话和所提的建议,都被孙中山认为是“俄国之革命党皆属有学问经验之人,不为此等少年所愚”、“故为我纠正之”的表现。所以他对邓泽如等人表示,共产党人“既参加吾党,自应与吾党一致动作;如不服从吾党,我亦必弃之”。

  第一次国共合作,就在这种复杂的心理因素和组织因素之下开始。

  1924年1月,由孙中山主持,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祖涵、瞿秋白等十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几乎占委员总数的1/4。谭平山出任组织部长,林祖涵出任农民部长;在国民党最强大的一个执行部——上海执行部,毛泽东当了组织部长胡汉民的秘书;恽代英则当了宣传部长汪精卫的秘书;文书主任邵元冲未到任前,毛泽东还代理了执行部的文书主任。

  在共产党人表面获得成功之中,国民党“一大”新设立的一个组织却被共产党人忽略了。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把共产党人忽略了。

  这就是国民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

  国民党组织松散,历史上从来没有专设监察机构。同盟会的司法部,中华革命党的司法院、监察院,都未真正行使过职权。其实际职能仅是“赞助总理及所在地支部长进行党事之责”。1912年组建国民党时,连司法、监察的条文也未罗列。

  国民党“一大”通过的党章,却专门设了第十一章《纪律》。孙中山、胡汉民在会上特别强调了纪律的重要。胡汉民专门作说明说:“嗣后党中遇有党员破坏纪律,或违背主义,当加以最严厉之制裁。”

  这一章专对准共产党人而来。

  执行纪律的操刀者,既中央监察委员会。

  国民党“一大”选出中央监察委员5人:邓泽如、吴稚晖、李石曾、张继、谢持;候补中央监察委员5人:蔡元培、许崇智、刘震寰、樊钟秀、杨庶堪。

  10名中央监察委员,无一名共产党人。

  孙中山允许共产党人成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部长,却不允许他们成为国民党的监察委员。他想通过中央监委执行纪律对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有所防范,所以才有了十名监察委员全部由国民党员担任的精心安排。

  从实质上看,国民党的联共政策是联俄政策不得已的产物。孙中山希望随着时间流逝,把为数不多的共产党员逐渐消化在国民党内。

  如果不能消化呢?

  1924年10月9日,在一封写给蒋介石关于组织革命委员会的信中,孙中山说:“而汉民、精卫二人性质俱长于调和现状,不长于彻底解决。所以现在局面,由汉民、精卫维持调护之;若至维持不住,一旦至于崩溃,当出快刀斩乱麻,成败有所不计,今之革命委员会,则为筹备以此种手段,此固非汉民、精卫之所宜也。”

  孙中山对与共产党人的破裂,并非毫无准备。他认为只有置共产党人于国民党领导之下,才可防制其制造阶级斗争。而北伐军事一旦胜利,纵使共产党人想破坏国民革命,亦势所不能了。

  “若共产党而有纷乱我党之阴谋,则只有断然绝其提携,而一扫之于国民党以外而已”;不注上言者姓名,你敢相信是孙中山说的么?国民党的这些底数,当时连共产党人的领袖陈独秀都一无所知。陈独秀加入国民党后,便以国民党员的身份在《向导》报上批评孙中山与奉系、皖系军阀建立反直系军阀的“三角联盟”,认为这是走老路,希望他回到依靠工农革命的道路上来。孙中山对陈独秀的批评十分恼火,他只要求新加入者对他绝对的服从,不能容纳他们的所谓意见。他几次对马林说:“共产党既加入国民党,便应该服从党纪,不应该公开批评国民党,共产党若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若袒护中国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事情甚至发展到了孙中山想把陈独秀开除出国民党的地步。后来虽然没有采取这种极端措施,但还是通过召开中央全会讨论对共产党的弹劾案这种方式,压迫和警告了陈独秀。陈独秀深感意外。沉思之后,1924年7月14**给维经斯基写信说:“我们不应该没有任何条件和限制地支持国民党,只应当支持左派所掌握的某些活动方式,否则,我们就是在帮助我们的敌人,为自己收买(制造)反对派。”

  陈独秀的这些话当时看偏激、后来看尖锐、今天看深刻。伟大的民主先行者并不等于共产主义者。孙中山最终的目标是三民主义的中国,不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中国。今天我们很多作品把这位国民党总理描写成几乎是共产党的一员,实在是对历史的曲解。孙中山对红色政权后来怎样在中国产生、发展和遍及整个大地,无从知道了。他1925年3月病逝于北京。共同签署了《孙文越飞宣言》的越飞也无从知道了。他与孙中山达成联合宣言后便赴日本,回国后受托洛茨基问题牵连,1927年11月16日自杀身亡。孙中山临终前共留下三份遗嘱:《政治遗嘱》、《家事遗嘱》和《致苏联政府遗书》。自杀前的越飞,却来不及留下片言只语。

  《孙文越飞宣言》作为重要的历史文件,今天还放在那里,但实践做出了不同的结论。中国的红色政权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成立。当这个天翻地覆的世纪过去,社会生活进入一泓平滑宽阔的缓流时,欢愉地漫步在天安门广场的人们,该怎样理解那些激流跌荡的年代呢?

  孙中山永远不会知道,那些“与吾党争衡”的“此等少年”,即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对他也没有“亦必弃之”,而是年年在天安门广场安放他的巨幅肖像。甚至在马、恩、列、斯的肖像不出现以后,他的肖像仍然一如既往。孙中山也永远不会知道,他亲手设计中山装,后来成为新中国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领袖人物的长期标准着装。在其《政治遗嘱》中,孙中山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40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40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在《致苏联政府遗书》中他说:“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为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当年认定“这里不存在成功地建立共产主义或苏菲(维)埃制度的条件”的孙中山,如果知道最终由他的后进——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建成了“强盛独立之中国”,难道不也会同样感到欣慰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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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钢铁斯大林

  俄国革命中有个大名鼎鼎的人物普列汉诺夫。他是俄国资格最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880年他第二次流亡国外、在日内瓦创立并领导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时,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才刚刚十岁。

  年长的普列汉诺夫,无疑对年轻的列宁产生了很大影响。列宁后来说,不研究普列汉诺夫的全部哲学著作,便不能成为一个自觉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革命的发展,在大多数情况下要反过来淘汰革命者自身。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起初在很多方面赞同列宁,但后来又很快转向了孟什维克。

  转向了孟什维克的革命导师普列汉诺夫,反过来讥讽不放弃自己立场和观点的布尔什维克为“坚硬的石头”。

  列宁把这个称呼当作一种称赞接受下来。当时一个叫做罗森费尔德的年轻布尔什维克立即选用“加米涅夫”——俄语“石头一般的”——作自己的化名;不久,另一个叫做朱加施维里的年轻布尔什维克选用了一个更加坚硬的名字:“斯大林”——俄语的意思是“钢”。

  布尔什维克党人用一切方法去回答挑战。当然,名称并不能说明实质。例如那个加米涅夫,后来在革命中的表现并不像石头那样坚硬和顽强;倒是斯大林本人,以自己钢铁般的手腕和钢铁般的意志,给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政治烙下了一个永久的印痕。从近年来俄罗斯陆续公布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档案资料来看,1923年至1927年期间,为讨论中国革命问题,联共中央政治局共召开了122次会议,作出了738个决定,事无巨细地指导中国大革命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

  钢铁巨人斯大林深深关注着中国革命。他有一段铿锵有力的著名论断,被中国共产党人反复引用:

  “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

  遗憾的是斯大林讲这番话的时间是1926年底。“武装的革命”之所指并非当时还未诞生的中国工农红军,而是正在摧枯拉朽的蒋总司令麾下的北伐大军。

  斯大林这番话还是受国民党人的启发。

  1926年11月30日,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共产国际的同情党——中国国民党代表邵力子在大会上发言。当时北伐革命在国内进展迅速,莫斯科的报纸上,已经把攻克汉阳的“广东军”的辉煌胜利,与1911年武昌起义的伟大历史意义相提并论。

  邵力子非常激动,对着麦克风高声宣称国民党“在共产国际领导下,一定会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接着他说出了一句重要的话:“我们坚决相信,没有武装便没有革命的胜利,中国的形势特别证明了这条经验。”

  邵力子发言不长,但这句话留给斯大林的印象非常深刻。

  当天,斯大林出席国际执委会中国委员会会议,发表《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演说。第二个问题“关于革命武装和革命军队问题”中,他把邵力子的话扩展为:

  “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就在于此。中国革命军队的特殊意义也正在于此”。

  一个著名论断由此产生。

  共产国际是语言大师。斯大林是语言大师。指出阶级斗争的实质是“剥夺剥夺者”,描述革命形势是“两个高潮中间的低潮”,皆是以极其精炼和巧妙的词汇搭配,完成了今天动辄需要数千字才能完成的概念。而“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与邵力子“没有武装便没有革命的胜利”相较,基本意思相同,但以概念的清晰程度、明确程度、有力程度而论,斯大林的语言不知强大了多少倍。

  邵力子是说者无意。所以这样讲,依据的是国民党30年搞军事斗争和武装暴动的经验。斯大林则听者有心。孙中山去世后的国民党,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通过北伐,正在进入最辉煌的历史时期。斯大林用这句话来高度评价北伐革命军本身。

  斯大林和邵力子两人都没有想到,这条论断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发动一次又一次武装起义、用枪杆子推翻国民党政权的基本依据。

  如同孙中山直到临终也未料到红色政权会在中国产生,斯大林也未料到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夺取政权。

  他一直把中国革命成功的希望,放在国民党和蒋介石身上。

  斯大林之所以看好蒋介石,因为他认定蒋是中国革命的雅各布宾党人。在这位中国的罗伯斯庇尔领导下,未来政权有可能过渡到社会主义。

  对国民党和蒋介石怀抱如此希望的斯大林,又是怎样看待中国共产党人的呢?

  在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斯大林发表的那篇《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演说中,除了那段著名的“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外,还有这样一段话:

  “有人说,中国共产党人应当退出国民党。同志们,这是不对的。中国共产党人现在退出国民党将是极大的错误。中国革命的全部进程、它的性质、它的前途都毫无疑问地说明中国共产党应当留在国民党内,并且在那里加强自己的工作。”

  孙中山认为“共产主义秩序,乃至苏菲(维)埃制度不能实际上引进中国,因为在这里不存在成功地建立共产主义或苏菲(维)埃制度的条件”;

  斯大林也不相信离开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能够独立存在;不相信中国共产党能够独立完成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任务。

  后来把王明推上台的米夫当时认为,应该提出在中国农村成立苏维埃的口号,为此受到斯大林的严肃批评。他说米夫在两个方面犯了错误:

  第一,不能撇开中国的工业中心而在农村建立苏维埃。

  第二,在中国工业中心组织苏维埃现在还不是迫切的任务。

  斯大林不相信农村能够成为中国革命的基地。更不用说什么“农村包围城市”。

  斯大林所谓“有人说,中国共产党人应当退出国民党”的这个“有人”,是指托洛茨基。

  这是一个在俄国革命中具有相当份量的人。

  1924年1月21日,列宁去世。悲痛的日子到来之时,斯大林首先办的事是口授一封电报:“转告托洛茨基同志。1月21日6时50分,列宁同志猝然逝世。死亡系由呼吸中枢麻痹所引起。斯大林。”

  一些苏联领导人后来被冠以“十月革命的领导人之一”;“重要参加者之一”;托洛茨基从来不需要用“之一”来肯定其历史地位。1917年9月,在决定性的日子来临之时,他是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十月革命期间,更担任着关键的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即使在电影《列宁在十月》中人们也能看到,当“面包会有的”瓦西里掩护列宁四处化装躲藏之时,斯莫尔尼宫的起义组织领导没有停顿。若要还原历史真实,电影中在斯莫尔尼宫具体指挥武装起义的人,应该由斯大林换成托洛茨基。

  某些时刻,事物需要从反面获得论证。西方惟心主义历史学家德?阿宁在评价十月革命时,认为“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完成,首先有赖于列宁的百折不挠的狂热和托洛茨基的恶意煽动”。

  联共(布)党史的一个悲剧:从敌方那里,才能重获从己方失去的公正。

  所以十月革命后,斯大林仅出任民族人民委员。而担任陆海军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被人们称作“红军之父”的,是托洛茨基。其之肖像与列宁并排悬挂。列宁在1922年12月23日至25日口授《给代表大会的信》中,称托洛茨基是“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

  这是那种极其难以被抹杀的历史地位。

  托洛茨基又是那种时时刻刻都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历史地位的人。

  而且语言又极其尖刻。

  1927年4月6日,斯大林在莫斯科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讲说:“蒋介石也许并不同情革命,但是他在领导着军队,他除了反帝而外,不可能有其它作为”;“因此,要充分利用他们,就像挤柠檬汁那样,挤干以后再扔掉”。

  6天之后蒋介石便发动“四?一二”反革命事变。托洛茨基嘲笑说,斯大林讲人们应利用中国资产阶级,然后像对待一个挤干的柠檬把它扔掉,几天以后这个被挤干的柠檬却夺取了政权和军队。对蒋介石的背叛斯大林极其愤怒。1927年5月在代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起草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斯大林斩钉截铁地说:“现在是开始行动的时候了。必须惩办那些坏蛋。如果国民党人不学会做革命的雅各布宾党人,那末他们是会被人民和革命所抛弃的”。当时的情况的确尴尬。莫斯科正在筹备五一节游行,刚刚制成一个蒋介石的大型模拟像;斯大林也刚把一张亲笔签名的相片寄给蒋介石。

  他方才明白那些“坏蛋”,实际并非想象的“革命的雅各布宾党人”。

  托洛茨基对这一叛变却异常冷静。他只说了一句:“他们叛变的不是自己的阶级,而是我们的幻想”。

  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在苏联引起了激烈争论。曾任共产国际远东情报部主任的斯列帕克,在国共合作初期就深刻地指出:先认为吴佩孚是个非常好的人、后认为蒋介石是革命的雅各布宾党人的危险;“不要使党陷入一会儿向这位将军点头、一会儿向另一位将军点头的变化不定的窘境”;“即使国民党目前确实是所有党派中最优秀的,更接近于国民革命运动,但也决不意味着我们应当做它的尾巴”。但斯大林是不承认指导中国革命的方针有误的。1927年5月共产国际执委第八次全会上,斯大林还说中共中央正确执行了国际的路线,大革命失败后,他又立即指责中共中央违背国际指示,犯了机会主义错误。1927年7月9日在给莫洛托夫和布哈林的信中,他以最严厉的口吻指责说:“我们在中国没有真正的共产党,或者可以说,没有实实在在的共产党”;“整整一年,中共中央靠国民党养活,享受着工作的自由和组织的自由,但它没有做任何工作”;这就是“共产国际的指示未能被执行的原因所在”。斯大林忘记了,1927年5月13**还公开说:“在目前用新的军队,用红军来代替现在的军队是不可能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暂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它。”5月30日,又对中共中央发出“紧急指示”(既著名的“五月指示”):“立即开始建立由由共产党员和工农组成的、有绝对可靠的指挥人员的八个师或十个师”,“组织(目前还不迟)一支可靠的军队”,来代替正在叛变的“现在的军队”,以惩办蒋介石。但当时中国共产党人连建立一个师的实力也没有。斯大林忘记了,当最初中国共产党人提出要求建立武装的时候,他是如何的不以为然,而把援助的武器都给了国民党。1926年“3.20”中山舰事件后,陈独秀曾经产生“准备独立的军事势力和蒋介石对抗”的想法。当时正好有一批苏联军火到达广州港,陈独秀立即派彭述之代表中共中央到广州和国际代表面商,要求把供给蒋介石、李济深的这批军火匀出5000支枪武装广东农民,深得斯大林信任的苏联顾问鲍罗庭不同意,认为中共应将所有力量用于拥护蒋介石,巩固北伐计划。1927年2月25日,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暴动失败,在华国际代表阿尔布列赫特向莫斯科报告:上海革命形势“非常好”,“这场罢工也许是起义的信号”,但“没有钱。急需钱。有5万元就可以买到武器”;但莫斯科仍然用什么也不提供的态度,反对中国共产党继续举行武装暴动。对于蒋介石的背叛,斯大林比中国共产党人还要准备不足。1927年4月收到中共中央报告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消息后,斯大林的第一个反应,是立即回电询问蒋身边的苏联顾问鲍罗庭“是否属实”?是否可以“对蒋介石作出某些让步以保持统一和不让他完全倒向帝国主义者一边”?事到临头要求共产党人立即拥有一支强大武装与国民党对抗,为时晚矣。当斯大林以最严厉的口吻指责“我们在中国没有真正的共产党,或者可以说,没有实实在在的共产党”的时候,难道把自己说过的话和做过的决定都忘记了?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的布哈林,更通过6个“如果”、而且在每一个“如果”下面都加上着重号,把指导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全部责任都归结给中国共产党人。他说:“如果共产国际的指示得到贯彻,如果土地革命没有受到阻挠,如果武装工农的工作大力进行,如果忠诚的军队团结一致,如果明确的、为群众所理解的政策得到实施,如果关于国民党民主化的指示正确执行了,那末武汉的形势就不至于如此危急了。”

  文过饰非,功劳归自己,错误归别人,斯大林领导的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这种作风,由此开始。所以托洛茨基派的维克多?西尔格一句话就把布哈林弄得面红耳赤:“我们当然也可以用一个‘如果’来概括这许多‘如果’:‘如果小资产阶级不是小资产阶级的话’。”

  应该承认,在对待蒋介石的问题上,是托洛茨基最先发出的警告。当苏联与共产国际领导人普遍将蒋介石当作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雅各布宾党人”之时,托洛茨基已经在提出要警惕大资产阶级、蒋介石是“波拿巴式的人物”了。

  他较早认识了蒋介石。

  1923年蒋介石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苏。在11月25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的主席台上,蒋介石慷慨激昂地阐述了国民党的“世界革命概念”。

  他说,俄国是世界革命的基地,应该帮助中国完成革命;在德国和中国革命胜利之后,俄、德、中三国结盟,开展对全世界资本主义的斗争;“靠德国人民的科学实力,中国的革命成功,俄国同志的革命精神和俄国的农产品,我们就不难完成世界革命,我们就能消灭世界上的资本主义制度”。

  蒋介石最后说:“我们希望在三五年之后,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民族革命将顺利完成,很快达到这一目的之后,我们将转入第二阶段——宣传共产主义口号。那时,对中国人民来说,将很容易实现共产主义。”

  大会给蒋介石以热情的欢呼。季诺维也夫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身份,请蒋介石“向中国国民党特别是向孙中山同志转达共产国际热烈的兄弟般的问候”。

  一片热烈的气氛之中,44岁的托洛茨基冷冷坐在一旁。

  托洛茨基称病,直到代表团临动身返国之前,才会见蒋介石。面对刚刚呼吁完世界革命的蒋,作为这一革命的狂热信徒,托洛茨基竟然只字不提世界革命。

  蒋介石是慕名而来。苏俄红军之父、激烈的革命家、狂热的煽动家,甚至是不择手段的阴谋家;东西方各种评价搅在一起,使蒋介石未见托洛茨基之前,心中就充满一种莫明的激动和冲动。

  面对蒋介石等待指教的殷切盼望,托洛茨基装作对中国问题不甚了解。他对蒋说,他难以给代表团出什么主意。他不大相信中国能够接受社会主义革命。至于如何支持中国革命,他还未考虑好。

  蒋介石向他转述孙中山的建议:从华南和蒙古兴兵,夹击中国北方军阀。谁从蒙古出兵,孙中山没有说,蒋介石也不明谈,却显然是指望托洛茨基领导的红军。曾经设想过派遣骑兵军横穿阿富汗到印度去发动革命的托洛茨基,为什么不能率领军队穿过蒙古进入中国呢?

  历来偏爱冒险决策的托洛茨基这一次却分外清醒理智。他说明,苏联出兵直接援助孙中山的军队是不可能的。此前他已经说过,只要孙中山专事军务,那么在中国工、农、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的眼中就会像北方的张作霖和吴佩孚一样,不过是又一个军阀;那样,革命运动不可能胜利。

  托洛茨基对蒋介石泼的都是凉水。会见没有出现本应出现的高潮。尤其是托洛茨基说,中国若没有一个强大的革命政党,这个党若不进行目的明确的政治和宣传工作,“即使我们给许多钱,给予军事援助,你们还仍然会一事无成。”这些话令蒋介石万分气恼,给他的刺激也最大。

  不知为何,托洛茨基第一次见革命红人蒋介石,就充满戒心。

  中苏两国的报刊和出版物,皆从来不提这次会晤。中国革命问题,后来成为联共(布)党内就世界革命和在一国内建成社会主义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争论的焦点。自1925年以后,斯大林、布哈林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在这一问题上产生了尖锐的分歧。尖锐的托洛茨基和圆滑的季诺维也夫是失败者。1926年10月,二人被开除出政治局。一个月后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季诺维也夫又被解除共产国际主席职务。以布哈林出任第一书记的共产国际,从组织上确立了斯大林对共产国际和世界革命的领导地位。列宁晚年病中一再求助、并决心与之一道反对官僚主义的托洛茨基,最终被戴上了“反列宁主义”甚至更严重的“暗害者、破坏者、侦探间谍、杀人凶手的匪帮”的帽子达数十年之久。中国共产党人也长期接受了这样的说法。只有当那段激荡的岁月像天边白云一样远去之后,这位十月革命时的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才终于获得越来越趋近历史真实的评价。中**史出版社2002年新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有这样的表述:“托洛茨基对大革命后期蒋介石、汪精卫两个集团的阶级实质的认识,对他们将要叛变革命的判断,对斯大林在指导中国革命中的错误的批评,有些是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托洛茨基认为斯大林应对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负责。”这种评价的变化确实来之不易。1952年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对托洛茨基的注释如下:“托洛茨基集团,原是俄国工人运动中的一个反对列宁主义的派别,后来堕落成为完全反革命的匪帮。关于这个叛徒集团的演变,斯大林同志于1937年在联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里,作过如下的说明:‘过去,在七八年前,托洛茨基主义是工人阶级中这样的政治派别之一,诚然,是一个反列宁主义的、因而也就是极端错误的政治派别,可是它当时总算是一个政治派别……现时的托洛茨基主义,并不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治派别,而是一伙无原则的和无思想的暗害者、破坏者、侦探间谍、杀人凶手的匪帮,是受外国侦探机关雇用而活动的工人阶级死敌的匪帮’”;基本上全盘照搬苏联的观点。1991年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对托洛茨基的注释则修改为如下内容:“托洛茨基(1879~1940),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曾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列宁逝世后,反对列宁关于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1927年11月被清除出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托洛茨基进行了许多分裂和破坏活动”;已经开始有所节制。1999年版《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和第七卷《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对托洛茨基的注释已经变为:“托洛茨基(1879~1940),十月革命时,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政治局委员、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十月革命后,曾任外交人民委员、陆海军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等职。1926年10月联共(布)中央全会决定,撤销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1927年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定,撤销他的执行委员职务,同年11月被开除出党。1929年1月被驱逐出苏联。1940年8月在墨西哥遭暗杀。”客观描述占据主要成分了。这是位既才华横溢又矛盾丛生的历史人物。他对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形势作出了比斯大林更为客观的判断,但他的认识就100%正确而毫无问题吗?他会见蒋介石时装作对中国革命一无所知,其实那时他已经对中国革命发生了很大兴趣,后来还出版了《中国革命问题》一书,但出了书的托洛茨基就真正弄通了中国革命的问题吗?

  的确是他最先提出要警惕蒋介石,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又立即提出要警惕武汉的汪精卫,这些无疑皆是难能可贵的。但他又认为中国革命不应分为民主革命阶段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他宣称中国革命如果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主义革命,就不可能胜利。中国革命的主要目标是帝国主义。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又有着共同的利益。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也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于是任何一种统一战线都是不可能的。

  托洛茨基虽然很尖锐,但也很左。

  很左的托洛茨基陷入了自相矛盾。他看到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弱小,却忘掉了与此同时中国无产阶级的弱小。于是他低估农民群众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他的结论是:只有工人运动的高涨才有农民运动的高涨;在城市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陷入低潮情况下,红色政权在落后的农村无法存在。

  托洛茨基认为只有当大革命还没有彻底失败以前,提出苏维埃口号才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形势处于高潮时没有组织苏维埃,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形势处于低潮却提出组织苏维埃口号,一切都太迟了。因为无产阶级现在只能进行秘密活动,而秘密活动是无法组织苏维埃的。尤其在失去了城市工人阶级的力量、只有转入农村的时候,苏维埃更不可能在农村得到实现。

  托洛茨基反对在中国先进行民主革命,否认统一战线,否认农民的革命性和农村根据地的作用。他根本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农村根据地,能够夺取政权。

  他太自信了。自信得以为列宁之后,只有他自己手中握有真理。

  而真理却不是任何人能够独占的。

  嘲笑了斯大林的托洛茨基,又反过来嘲笑在农村开展武装斗争的中国共产党人。当斯大林开始不断修正对中国革命的判断、使之越来越接近实际之时,托洛茨基却开始偏离原先的正确判断、越滑越远。智慧与谬误,可能永远就像这样,在历史中难解难分地交织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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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时间:2018-11-8 09:55
  三、谁人看中毛泽东

  有人翻遍历史,得出在中国欲成大事者,实践上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其一,爱才如命;

  其二,挥金如土;

  其三,杀人如麻。

  近代中国恐怕没有哪一个比蒋介石更加具备了。就江山改姓、王朝更迭来说,普天之下,也只有姓蒋。

  蒋介石早年赴日本留学,在给表兄的照片背后提诗一首:

  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肯且休!

  光我神州完我责,东来志岂在封侯!

  从1926年“三?二○”中山舰事件,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从1941年1月皖南事变,到1946年6月26日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蒋介石每每突然间向中国共产党人举起屠刀。仅1927年4月到1928年上半年,死难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工农群众和其它革命人士,就达337000人;至1932年以前,达100万人以上。罗亦农、赵世炎、陈延年、李启汉、肖楚女、邓培、向警予、熊雄、彭湃、张太雷、瞿秋白、恽代英、方志敏等大批中共的优秀领导者皆被杀害。

  周恩来曾经万分痛心地说过:“敌人可以在几分钟内毁灭了我们革命的领袖,我们却不能在几分钟内锻炼出我们的领袖。”大批领导人的被害,曾使中国共产党处境艰难。

  国民党爱国将领陈铭枢在《“九?一八”第四周年纪念感言》中写道:“呜呼!不知多少万热血青年,就在这‘清党’明文的‘停止活动’四字之下,断送了最宝贵的生命!国民党为‘救党’而屠杀了中国数百万有志有识的青年。这个损失是中国空前的损失,即秦始皇之焚书坑儒亦必不至于此。”

  蒋介石用屠刀在中国造成的白色恐怖,可谓是全世界顶尖的白色恐怖。

  相较之下,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党人是有幸的。

  列宁被捕流放过两次。

  托洛茨基被捕流放过两次。

  布哈林被捕流放过三次。

  加米涅夫被判处终身流放。

  加里宁多次被捕流放。捷尔任斯基多次被捕流放。奥尔忠尼启则多次被捕流放。古比雪夫多次被捕流放。斯维尔德洛夫先后被关押和监禁达12年之久。

  斯大林被捕流放竟然达到7次之多。

  若沙皇尼古拉二世也成为蒋介石,布尔什维克党中央能存几人?谁又将去领导改变了整个20世纪的十月革命?

  在中国,共产党人只要一次被捕,便很难生还。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后本已叛变,蒋介石也只让他活了三天。蒋记政治词汇中充满了“枪决”,“斩决”,“立决”,“立斩决”,“见电立决”;根本没有“流放”这个字眼。只有极少人能够幸免——例如陈赓,黄埔军东征时救过蒋的性命,杀掉名声不好,捕了以后也只有勉强放走。那是1925年10月第二次东征期间,第三师在华阳附近被围,情况危急。蒋命第四团连长陈赓去传令:不许撤退。几个月前蒋介石与廖仲恺曾共同签署连坐法令,规定“如一班同退,只杀班长。一排同退,只杀排长。一连同退,只杀连长。一营同退,只杀营长。一团同退,只杀团长。一师同退,只杀师长。”但第三师在敌人压迫下已处全线动摇之中,连想杀的人都找不着。兵败如山倒之间蒋还站在那里大声叫喊,陈赓见状上去背起蒋就跑,一直跑至河边上船摆渡过去,方才脱险。蒋后来感慨道:“幸仗总理在天之灵,出奇制胜,转危为安”。话虽这么说,却也知道是陈赓实实在在救了他一命。1933年3月陈赓在上海被捕,蒋闻讯,立即命令将陈赓带到南昌,他要亲自劝降。据说那天陈赓闻蒋进屋,随手举报纸遮脸,不见。蒋见陈赓正在看报,便绕到左侧,陈赓复举报纸转到左侧;蒋转到右侧,陈赓又举报纸随着转到右侧。蒋无奈,只有苦笑离去。一个月后,蒋让人“陪伴”陈赓外出自由活动,同意随他走脱。这算惟一的特例。

  其余便没有那么客气了。连与蒋长期共事、先后任黄埔军校教育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的邓演达,本不是共产党人,只是什么“第三党”,且还有陈诚在一边说情也不能幸免,坚决杀掉。

  如此腾腾杀气,为何共产党人终剿不灭?是什么力量使中国的红色政权能够存在、中国共产党人能够一次又一次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又继续战斗?

  人人想破解这道近代中国之谜。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汪精卫认为,原因在于中国农业破产。

  1934年1月20日,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在南京举行,汪精卫在开幕词中说:

  “至于**之发生,则为中国历史上农民失业之结果,加以最近数十年来,经济落后,农村崩溃,失业人数遂以激增,而野心家因以施其操纵,谋为李自成、张献忠之所为。即以江西一省而论,人口减少至六百万,此等灾祸,真较洪水猛兽为重。本党除了努力治标清除**之外,还须努力治本,以解决农民失业问题。”

  汪精卫风度翩翩,是国民党内口若悬河的雄辩家、“总理遗嘱”起草人、孙中山临终最后呼唤的人物,也是中国现代史中一位颇富戏剧性的人物。

  1909年11月,他与黄复生、喻培伦从香港潜入北京,行刺摄政王载沣。此前有朝鲜志士安重根在哈尔滨车站刺杀日本重臣伊藤博文,举世震惊。汪一方面正对革命党人多次起义失败痛心疾首,见清庭又宣布“预备立宪”欺骗舆论,遂决心效法安重根,刺清庭一重臣,以醒革命。另一方面则是对保皇党人冷嘲热讽的回应,他们说孙中山等“叫人家去革了命,而自已可以安安稳稳,到处受人欢迎,那有做伟人这么便宜”?在此剌激之下,汪精卫决心以鲜血证实革命党人的决心意志。

  决心与行动还不是一回事。汪、黄、喻三人皆有必死之心,却不是行刺里手,也无一人有安重根那样抵近行动的勇毅。炸弹安放地点花了三个多月时间研究,仍然举棋不定。

  摄政王府在地安门外后海鸦儿胡同附近。炸药埋设点先选在鼓楼大街,后改烟袋斜街,最后皆作罢,定在银锭桥。选定一深夜三人到桥下掘土,吠声四起,便不敢干下去,约定次日晚上再来。第二天晚上,喻、黄两人刚埋好炸药,就被桥上行人发现。事情败露,三人全部被捕。

  汪自料必死,行刺的慌乱便豁出去为临刑的慷慨。他在狱中供词长达数千言,痛斥清庭,吟诗言志: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这首诗引出多少忧国忧民之士的滚滚热泪。

  作为最具激情、最富浪漫色彩、最有个人魅力的激进党人,汪精卫几乎把革命者形像塑造到了完美无缺的地步。但事物的发展,往往又在不经意中悄悄走向自己的反面。

  布尔什维克党人、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曾自称为“一切都预先看到的”政治家,却不能预见自己最后以“投靠法西斯”罪名,被斯大林处死。汪精卫这位辛亥革命前的著名刺客,也不能预料到自己在抗日战争前终于被刺。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中央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大会刚刚开幕、全体中央委员摄影完毕之际,身穿西装、外罩大衣的南京晨光通讯社记者孙凤鸣突然跨出人群,掏出手枪,向站在第一排正中的汪精卫连开三枪。

  孙凤鸣刺杀汪精卫的快速敏捷,决不像汪精卫刺杀载沣那样拖泥带水。

  警卫拔枪反击之中会场大乱。代表们涌向门口逃生,腿脚不便的张静江被拥倒在地。

  留在汪精卫背肋骨的那颗子弹最后成为他致命的创伤。1944年11月10日,其因枪伤复发死于日本。他在中国现代史中以刺客开始,以被刺告终。以杀身成仁的著名义士开始,以摇尾乞怜的头号汉奸告终。

  汪精卫本身就是一个谜。他却以为用农业破产理论,便可解开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产生和存在之谜。

  汪精卫的死对头蒋介石则有另一种理论。

  1931年5月12日,在国民党政府国民会议第四次会议上,何应钦代蒋作“剿匪”报告。在回答“为什么赤匪能有现在的猖獗”时,列五点理由:

  “第一,自然是由于历年军阀的叛变,散军溃卒,啸集成匪,枪枝遗失的既多,于是他们就凭地势,肆行不轨”;

  “第二,则是由于赤色帝国主义者之毒计,它因为想暗中并吞中国,去供给它的原料,销售它的产品”;

  “第三,是由于白色帝国主义者之经济侵略,以至农村濒于破产,增加了农村里的失业人数与痛苦,因此也有为生活所迫”;

  “第四,则是由于过去教育制度的不良,青年在学校里头,好的只注意了知的训练,而缺少了德的修养,所以多数的青年只有一时热烈的冲动,很少有沉毅持久的操守”;

  “第五,是由于中国社会组织的松懈。中国因为受了几千年专制的毒害,又遭了军阀的宰割,所以社会上简直失去了自动的能力,连保卫自己的愿望与勇气,都不容易实现出来”;

  “由着这些缘故,赤匪的毒害,便如溃疮一样的烂起来。”“如果我们自身不努力的话,也就说不定唐代黄巢、明末流寇之祸,又将重现于今日了。”

  五条理由中,第一、四、五条原因在内部,执政的国民党难脱干系,不便多讲;第三条“白色帝国主义者”既英、美、日等,已多变成国民政府的后援,也轻描淡写只限于“经济侵略”,后果仅为农村破产,且还用了一个临界词:“濒于”。

  惟独对第二条“赤色帝国主义”用语最狠。

  何应钦说,赤色帝国主义“用种种方法豢养它的走狗以为奸细,同时也想利用它走狗的力量去威胁欧美,得到它外交上的胜利,所以它不惜以中国为牺牲。我们知道我国历史上的流寇也有许多,但是与现在不同的,就是现在的赤匪是有国际的背景,挟有经济的后援,有组织的指挥与训练,所以更形猖獗了。”

  于是共产党组织所以屡禁不止,红色政权所以屡扑不灭,根子就全在苏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便不过是一场“雇佣革命”了。

  这是国民党人用了几十年的武器。

  最常用的武器却缺乏最基本的常识。

  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和共产国际,不仅给中国共产党,而且给中国各革命团体都提供了广泛的援助。颇富讽刺意味的是:其中绝大部分给了国民党。

  1923年《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签署后,越飞赴日,从日本热海致电马林转孙中山,宣布向国民党提供200万卢布的款项和8000支步枪、15挺机枪、4门火炮、2辆装甲车的援助,并派遣教练员帮助建立军校。

  黄埔军校教授部主任王柏龄记述,军校开办前,孙中山批了300支粤造毛瑟枪给军校。但是当时兵工厂一心巴结军阀,不以军校为重,结果开学时仅仅发下30支,勉强够卫兵用;廖仲恺反复交涉也无济于事。正在此时苏联援助枪械的船只到岸,一下运来8000支步枪,全带刺刀,每支枪配有500发子弹;还有10支手枪;全体学员欢呼雀跃。王柏龄回忆说,这是“天大的喜事,全校自长官以至于学生,无不兴高采烈”;“今后我们不愁了,革命有本钱了。”

  蒋介石标榜的黄埔建军,本钱却来自苏俄。正是有了苏俄资助的200万卢布作为开办经费,加上提供的大批枪械,才使国民党获得了建军的基础。

  除了经费和武器,苏俄还派来大批军事顾问。除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顾问的鲍罗庭和军事顾问的加伦将军外,专门派到军校工作的有总顾问切列潘诺夫、步兵顾问白里别列夫、炮兵顾问嘉列里、工兵顾问瓦林、政治顾问卡夫乔夫等。他们指导军事、政治训练工作,编订了典、范、令和战术、兵器、筑城、地形与交通通讯五大教程,成为黄埔党军后来坚强战斗力的基础。

  此后,苏俄继续运来枪支弹药。1925年一次运到广州的军火就价值56万4千卢布。1926年又将各种军火分四批运到广州。

  第一批有日造来福枪4000千支,子弹400万发,军刀1000把;

  第二批有苏造来福枪9000支,子弹300万发;

  第三批有机关枪40挺,子弹带4000个,大炮12门,炮弹1000发;

  第四批有来福枪5000支,子弹500万发,机关枪50挺,大炮12门;

  第二次东征大捷后,蒋介石在汕头曾说:“我们军队的组织方法是从那里来的呢?各位恐怕不知道,我们老实说,我们军队的制度实在从俄国共产党红军仿照来的”;“苏俄同志不来指导我们革命的方法,恐怕国民革命军至今还不能发生。”蒋介石深知,黄埔党军的胜利,很大一部分应归于苏俄武器装备和军事顾问。

  为此国民党也曾面临“卢布党”的指责。

  1924年,孙中山、汪精卫在一次答《顺天时报》记者问中,有记者问:“为什么国民党接受俄国布尔什维克每月五千金卢布资助?”“为什么广州军事学校靠俄罗斯苏维埃政府的经费维持?”

  孙中山、汪精卫巧妙地回答:关于国民党和黄埔军校接受经费的问题,这要有书面材料才能成立。记者君请拿出真凭实据来证明关于接受苏维埃资助的责难吧。如果他做不到以一点,那么他不仅负有道义上的责任,而且还负有法律上的责任。

  末了孙、汪通过进一步补充,也给自己留了后路:世界上也找不到一个政党或学校会反对接受别人的资助。因此,即使证明国民党或上述学校从其它来源获得财政支持,那在道义上也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为什么记者君一定要对我们的动机提出异议呢?

  后来指中国共产党“是有国际的背景,挟有经济的后援,有组织的指挥与训练”的蒋介石,当初在这方面也有颇为精彩的论述。

  1926年12月11日第二次东征大捷后,他在汕头总指挥部宴请苏俄顾问时讲:

  “现在有人说,我们中国革命党受俄国人的指挥,在他说话人的用意,以为这句话就是可以诬蔑我们革命党的一个最好的材料。我以为作这样想的人,就好的一方面说,充其量,不过是一个19世纪以前知道国家主义的民族英雄而已,他并不明白现在是一个什么时代。我们要晓得这种褊狭的思想,在数十年以前闭关时代来说,还可算是一个爱国的英雄,但是现在20世纪就不行了。因为现在中国问题,几乎就是世界问题,若不具备世界眼光,闭了门来革命,不联合世界革命党,不以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那么,革命成功的路径,恰同南辕北辙,决无成功的希望。”

  蒋介石也是颇善雄辩之人。

  苏联政府除了大力援助南方的孙中山蒋介石外,还大力援助北方的冯玉祥。

  从1925年3月至1926年7月,冯玉祥的国民军得到了俄式步枪38828支,日式步枪17029支,德国子弹1200万发,7.6毫米口径步枪子弹4620万发,大炮48门,山炮12门,手榴弹1万多枚,附带子弹的机枪230挺,迫击炮18门,以及大量药品等。

  1926年10月底,国民军又从苏联得到3500支步枪,1150万发子弹,3架飞机,4000把马刀,10支火焰喷射器等。

  还派遣了相当数量的军事顾问。冯玉祥回忆说,顾问组中“步骑炮工各项专门人才皆备”。苏联顾问帮助国民军新建了一些兵工修理厂,生产弹药,培养技师;按照苏俄的图纸,还制造出第一批装甲车。

  1926年3月,冯玉祥下野后访问苏联,又签订了约1100万卢布的军火贷款协议;并派乌斯曼诺夫(桑古尔斯基)为冯玉祥的军事总顾问,帮助他指挥国民军作战。

  所以当蒋、冯先后叛变革命,被解职通缉的国民党政治顾问鲍罗庭途经郑州时,曾对冯玉祥感叹曰:“苏俄用了三千余万巨款,我个人费了多少心血精神,国民革命才有今日成功。”

  可见苏俄对国民党和国民革命的援助之巨大。

  相形之下,苏俄及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援助就十分有限了。中国共产党人接受这一援助与国民党比较起来,也谨慎得多了。

  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华之前,不管是南陈还是北李,经济来源皆只有教书、编辑的薪水及写文章的稿费。钱稍有富裕,也仅够用于操办一两份刊物。对其它社会活动如开展学运、工运、兵运等,即使意义重大,也无力支持。

  维经斯基等来华后,中国共产党进入筹建阶段,社会工作急剧增加,不仅党员多数渐渐不能兼职教书、编辑、写文章以获取薪金,而且仅创办各种定期刊物、工人夜校,出版各种革命理论书籍,所需费用也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支付能力。因此,上海党组织最先接受了维经斯基提供的经费援助。当时这种最初的援助带有很大的临时性质。1921年1月维经斯基一离开,立即经费无着,各种宣传工作,特别是用于对工人进行启蒙教育的工作不得不停止。派包惠僧南下广州向陈独秀汇报工作,连区区15余元路费都拿不出来,只有从私人手里借钱才算了事。

  连路费都无着的这些最早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接受外援仍然十分谨慎。

  陈独秀就主张一面工作,一面搞革命。他对包惠僧说:“革命是我们自己的事,有人帮助固然好,没有人帮助我们还是要干,靠别人拿钱来革命是要不得的。”

  他不同意接受共产国际的经济支持,也不愿意向其汇报工作、受其领导。

  后来陈独秀到广州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广州有人在报上骂他崇拜卢布,是卢布主义。在这种压力下,陈更坚决主张不要别人的钱,他说,拿人家钱就要跟人家走,我们一定要独立自主地干,不能受制于人。

  党人有哪一个不想独立。但若不能自主解决稳定可靠的经济来源,理论再好,独立也是一句空话。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华不久,与当时主持上海小组工作的李汉俊、李达会晤时,表示共产国际将给予经济援助,但必须先交出工作计划和预算。李汉俊和李达当场表示:共产国际如果支持我们,我们愿意接受,但须由我们支配。否则,我们并不期望依靠共产国际的津贴来开展工作。

  马林同二李的关系因此蒙上了一层不愉快的阴影。

  张国焘则取另一态度。他是最先认为应该接受国际经济援助的中共早期领导人,并以很快的速度,向马林提交了一份成立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报告,及每月约需一千余元的工作计划和经费预算。

  张国焘没有狮子大张口。他提出的经费预算十分小心,也十分谨慎。

  但陈独秀一回上海立即批评张国焘。他说,这么做等于雇佣革命,中国革命一切要我们自己负责,所有党员都应该无报酬地为党服务,这是我们要坚持的立场。

  本着这种立场,陈独秀与马林谈成僵局。包惠僧回忆:“马林按照第三国际当时的体制,认为第三国际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部,各国共产党都是第三国际的支部,中共的工作方针、计划应在第三国际的统一领导之下进行”。

  陈独秀不同意马林的意见,他认为中共“尚在幼年时期,一切工作尚未开展,似无必要戴上第三国际的帽子,中国的革命有中国的国情,特别提出中共目前不必要第三国际的经济支持,暂时保持中俄两党的兄弟关系,俟我们的工作发展起来后,必要时再请第三国际援助,也免得引起中国的无政府党及其它方面的流言蜚语,对我们无事生非的攻击。”

  双方对此争论激烈,几次会谈都不成功。在一旁担任马林翻译的张太雷着急了,提示陈独秀说,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在第三国际领导之下,中国也不能例外。不料陈怒火中烧,猛一拍桌子,大声说:“各国革命有各国情况,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做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

  说完拿起皮包就走,拉都拉不住。

  要不要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并接受其经费受其领导,这是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要解决的第一个难题。也是中共中央出现的第一次争吵。

  但经费问题毕竟是极其现实的问题,很快,连火气很大的陈独秀也无法“无报酬地为党服务”了。他开始以革命为职业,便失去了固定职业和固定收入,经济上很不宽裕。起初商务印书馆听说他回到上海,聘请他担任馆外名誉编辑,月薪三百元,他马上接受;但这一固定收入持继之间很短。他大部分时间已经埋头于党务,已经没有时间再为商务印书馆写稿编稿了。

  窘迫的陈独秀开始经常出入亚东图书馆。

  亚东图书馆的职员都是安徽人,与陈有同乡之谊。它出版的《独秀文存》有他一部分版费。于是他没钱了就来亚东,但又从不开口主动要钱。好在老板汪孟邹心中有数,每当他坐的时间长了,便要问一句:“拿一点钱吧?”陈独秀便点点头,拿一点钱,再坐一会,就走了。

  即便如此,陈独秀也不肯松口同意接受共产国际的援助。

  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出现转机是因为他的被捕。

  1921年10月4日下午,陈独秀正在家中与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等5人聚会,被法租界当局逮捕。到捕房后他化名王坦甫,想蒙混过去。但不久邵力子和褚辅成也被捕来,褚辅成一见面就拉着陈的手大声说:“仲甫,怎么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拉到这来了!”

  陈独秀身份当即暴露。

  陈独秀被捕的消息各大报纷纷登载,闹得满城风雨。李达通报各地的组织派人到上海来,设法营救,并电请孙中山先生帮忙;孙中山立即打电报给上海法租界的领事,要求通融。

  起关键作用的还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他用重金聘请法国律师巴和承办此案。

  10月26日,法庭宣判陈独秀释放,罚100元了事。

  陈独秀原来估计这回自己要坐上七、八年牢了。出狱后才知道马林为了营救他们几人,花了很多钱,费了很多力,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各个关节,方才顺利结案。

  按照李达的说法:马林和中国共产党共了一次患难。

  这次遭遇对陈独秀印象极深。他通过切身经历才真正感悟到:不光是开展活动、发展组织需要钱,就是从监狱里和敌人枪口下营救自己同志的性命,也离不开一定数量的经费。这些现实问题,的确不是凭书生空口的豪言壮语能够解决的。陈独秀本人极重感情,一番波折,无形中增进了对马林的感情和理解。李达回忆说“他们和谐地会谈了两次,一切问题都得到适当的解决”。

  建立一个党,巩固一个党,发展一个党,需要理想,需要主义,也还需要经费。富于理想的中国共产党人,争论了很长时间才承认了这个现实。

  据包惠僧回忆,当时陈独秀与马林达成的共识大体是:

  一,全世界的共运总部设在莫斯科,各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二,赤色职工国际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有经济联系的组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计划和预算,每年都要赤色职工国际批准施行。

  三,中共中央不受第三国际的经济援助。如确有必要时开支,由劳动组合书记部调拨。

  虽然只承认“赤色职工国际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有经济联系的组织”,用中共中央的下设组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绕了个弯,缓和了陈独秀一直坚持“中共中央不受第三国际的经济援助”的观点,但从此,中国共产党还是接受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和经济的支援。

  中共二大正式通过了《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

  那么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多少援助呢?

  与国民党接受的援助比较起来,相去甚远。

  据陈独秀1922年6月30日致共产国际报告,从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共收入国际协款16655元。因党员人数不多,全党还保持人均年支出40至50元的比例;但随着1925年以后党员人数大幅度增长,国际所提供的费用远远跟不上这一增长速度了。全党人均支出由最初的平均40元下降到1927年的4元。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援助,主要都转到了国民党方面。

  尽管经费援助十分有限,但对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依然异常重要。

  据陈独秀统计,建党初期党的经费约94%来自共产国际,党又将其中的60%用于了工人运动。显然,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能够很快在工人运动中发挥重要领导作用,同共产国际提供经费帮助分不开,也同中共将其绝大多数用于工人运动分不开。

  党的组织不断发展,以革命为职业者渐多,各种开销日渐加大。20世纪20年代脱产的共产党员,组织上每月给30至40元生活费。尽管“二大”明确规定了征收党费的条款,但大多数党员实际生活水平本来就很低,党费收入便极其有限。陈独秀在“三大”上的报告称:1922年“二大”之后,“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从共产国际领来的”。

  到1927年1月至7月,党员交纳的党费仍不足3000元,而同期党务支出已达18万元;若再将这一年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少共国际、农民国际、济难国际等提供的党费、工运费、团费、农运费、兵运费、济难费、反帝费、特别费等总算起来,有近一百万元之多。

  比较起来,党的经费自筹数额实际不足千分之三。所以尽管这一数量远远少于国民党接受的数量,但必须承认,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重要支持。

  共产国际的援助对早期毫无经济来源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巨大帮助。但又正是通过有限的援助形成对共产国际的依赖关系,给中国共产党人造成了相当的损害。

  中**史上,有三位领袖人物皆着力于让中共独立于共产国际。

  首先是陈独秀。陈独秀个性极强,说一不二,向来不愿伏首听命。他说,拿人家钱就要跟人家走,我们一定要独立自主地干,不能受制于人。其所言极是。问题是连从监狱里解救你的钱都要别人支付,还怎么独立于人。尤其是在接受援助、成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以后,还想保持与联共和共产国际的“兄弟关系”,只能是书生意气的一厢情愿了。1922年春,马林提出中**员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的建议,陈独秀强烈反对。他给维经斯基写信说:“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国民党“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兼容”;人民视国民党“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应该说马林的建议颇富创见。在荷属殖民地求解放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统一战线经验的马林,看到当时中共仅是几十个知识分子组成的小党,与五?四以后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不相适应,加上孙中山也不同意党外联合,因此提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建议,用国民党在全国的组织机构和政治影响,使共产党迅速走向工农大众、迅速发展成长壮大起来,可以说是革命党人战略与策略的高度溶合。也应该说马林的建议颇含风险。虽然皆以个人身份加入,但弱小的共产党进入到庞大国民党里去,怎样保持独立性而不被吞并?怎样维护蓬勃的锐气而不被官僚化贵族化?怎样坚持自己的主义而不变成别人的尾巴?再好的革命策略弄得不好,也会因丧失原则而变成坏的机会主义战略。马林的建议中还隐含着一些错误估计。他认为中国革命只有两个前途,或者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或者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终止。把是否加入国民党看作是决定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生死存亡问题,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中认为“中国政治生活完全为外国势力所控制,目前时期没有一个发展了的阶级能够负担政治领导”,同样是一种不正确的判断。创见、风险、谬误就这样奇妙地组合在了一起。

  马林在强调国共合作的好处,陈独秀在强调这种党内合作的坏处,一时间与早先的经费之争一样,双方再次出现僵局。

  但在承认“各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之后,僵局不可能持久。

  马林的建议遭到陈独秀拒绝后,动用了组织的力量。共产国际从1922年7月至1923年5月做出一系列命令、决议和指示,批准马林的建议,要求中国共产党执行,并令中共中央与马林“密切配合进行党的一切工作”。就这样,在1922年8月马林亲自参加的中共中央杭州会议上,尽管多数中央委员思想不通,但组织上还是服从了。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决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今天回过头去看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大革命实践,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策基本是正确的。说它正确,因为正是这一决策种下了北伐革命成功的种子。而在正确前要加“基本”二字,因为它仅仅简单提了一下“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貌为代价”、“毫无疑问,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却没有任何具体的安排和可行的措施,实际上是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人的力量与能力,由此也埋下了大革命失败的种子。目标与风险成正比。这是任何决策都无法规避的两难。夹在两难之间的,是陈独秀。1920年5月,李大钊认为自己和陈独秀都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深刻,对于俄国情况知道的也少,因此主张“此时首先应该谈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陈独秀的想法则不同。他说“我们不必做中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我们只要做边学边干的马克思主义的学生”。陈独秀以为他的建议要容易实行一些。后来自己真的“边学边干”了,才真正体会到“做边学边干的马克思主义的学生”不知要难上多少倍。长期以来人们说陈独秀的领导是一言堂、家长制,包惠僧一语中的:“以后(接受经费以后)就不行了,主要是听第三国际的,他想当家长也不行了。”曾经叱咤风云地领导新文化运动、被毛泽东称为“五?四运动时期总司令”的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固然有他的错误,但面对共产国际做出的一个又一个决议,有时明知不可为,也只有放弃个人主张而为之,大革命失败后他还是必须承担全部责任,这就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之所在了。《真理报》发表社论,指责陈独秀“这个死不改悔的机会主义者,实际上是汪精卫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这种似曾相识的扣帽子习惯和无限上纲的语言风格,竟然20世纪20年代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就在使用,真使人感到“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不在中国。

  下台后个人反省期间,陈独秀经常念叨的一句话就是:“中国革命应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

  陈独秀之后,第二个想独立自主大干一番的是李立三。

  1930年蒋冯阎大战,李立三认为国民党的统治正在崩溃,中国革命必将发展为全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于是要求“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蒙古在中国暴动胜利时,应在政治上立即发表宣言,与中国苏维埃政权联合,承认蒙古是中国苏维埃联邦之一,紧接着大批出兵中国北方”;“西伯利亚十万中国工人迅速武装起来,加紧政治教育,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的作战,从蒙古出来,援助中国,向敌人进攻。”在这一暴动蓝图中,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共产国际只是执行这一计划的配角。

  李立三犯了大忌。

  共产国际和联共指导中国革命,出发点和归宿点从来是以“世界革命的中心”苏联的利益为核心,在中国寻找到能够与苏联结盟的力量以分散帝国主义压力,保护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安全。1920年4月维经斯基来华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政治局给他指示的第一条,即“我们在远东的总政策是立足于日美中三国利益发生冲突,要采取一切手段来加剧这种冲突”;其次才是支持中国革命。即使是给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提供巨大帮助,推动了北伐革命的有力发展,同样也是出自苏联国家利益的需求。现在突然间跳出个李立三,一口一个“暴动”,指手划脚地要求“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从蒙古出来,援助中国,向敌人进攻”,要求苏联置自身安全于不顾全力配合中国革命,真是令共产国际和联共惊讶得目瞪口呆了。

  抛开李立三的设想完全脱离实际、给中国革命也带来了严重损失不说,单是既从国际支取经费、又不愿接受其批评和指示、特别是要求苏联放弃五年计划准备战争、要求蒙古加入中华苏维埃联邦等等,也的确是太狂妄了。

  国际以最快的速度和最根本的手段进行了干预:停发中共中央的活动经费。

  这是中共自建党以来所受到的最严厉制裁。

  被停发了经费的李立三,便只剩下台一途。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证明:一个政党,一个社团独立与否,并不在其领导人的主观意念如何,而在是否具备客观条件。中国共产党人要想改变这种对共产国际的依存关系,不仅有赖于政治上、军事上斗争经验的日益成熟,更有赖于经济上找到立足之地。后一条更为关键。正是在以个意义上,我们说最终给中国革命开辟独立发展道路的,是毛泽东。

  一纸《孙文越飞宣言》,孙中山表明他不相信中国能够产生红色政权。

  找到五条结论,蒋介石说红色政权的根源在于“赤色帝国主义者之毒计”。

  总想“挤柠檬”的斯大林,又怀疑脱离了国民党的共产党人能否独立存在。

  托洛茨基则认为大革命失败后去农村搞苏维埃运动既不可能,也为时过晚。

  但中国的红色政权产生了,独立存在了,迅猛发展了,谁来解释这一切呢?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送来了组织指导。甚至送来部分经费。但没有送来武装割据,没有送来农村包围城市,没有送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布尔什维克党人最后占领冬宫之前,没有建立自己的政权。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夜,还不得不躲藏在俄国与芬兰交界的拉兹里夫湖边一个草棚里。离武装起义只剩下不到20天了,才从芬兰秘密回到彼得格勒。

  后来雨后春笋般出现的东欧社会主义政权,基本都是扫荡法西斯德军的苏联红军帮助建立的。当苏联的支持——特别是以武装干涉为代表的军事支持——突然消失,厚厚的柏林墙便像一段廉价的雪糕那样融化掉了。

  越南,朝鲜,基本上大同小异。

  古巴的卡斯特罗游击队也是在先夺取政权之后,才建立政权的。

  格瓦拉在南美丛林中和玻利维亚政府军捉迷藏时,也没有首先建立政权。

  不是列宁不想。不是胡志明不想。不是卡斯特罗不想。不是格瓦拉不想。是没有那种可能。

  为什么偏偏在中国就有这种可能?

  1931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18年,毛泽东就在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而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之前,星罗棋布的红色政权已经在白色政权周围顽强存在,并有效地履行一个政权的全部职能了。

  为什么在中国能够如此?

  全世界没有哪一本百科全书能够诠释这个问题。

  1975年蒋介石刚刚去世,美国作家布赖恩?克罗泽就出版了一本书《The man who lost China》。书名就不大客气,翻译为“丢失了中国的人”。书中说:

  “对蒋介石的一生进行总结,蒋介石有自己的勇气、精力和领袖品质,他不仅是一个有很大缺陷的人物,而且从希腊悲剧的意义上讲,他也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的悲剧是他个人造成的”;“蒋介石缺少那些将军和政治家流芳百世的先决条件——运气。他的运气糟糕透顶”。

  蒋介石数十年惨淡经营,竭力奋斗,被仅仅归结为“运气”二字,克罗泽过于轻率。

  蒋介石想消灭共产党人的愿望终生不改。十年内战时期有“两个星期”理论,解放战争时期发展为“三个月”理论——“三个月消灭关里关外共军”;兵败台湾后又有“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完成”;一辈子生活在扑灭燎原烈火的梦境之中。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在艰难困苦中顽强存在?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在白色恐怖中迅猛发展?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在内外干扰中取得辉煌的成功?

  蒋介石找过五条原因,但终生也没有弄明白。克罗泽把所有原因归结为一个最终的“运气”,也没有替蒋弄明白。

  回答者只有毛泽东。

  毛泽东早在1928年就作出了解答。

  该年10月5日,毛泽东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第二部分专门谈“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

  毛泽东也列出了五条原因。第一条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既军阀混战。

  毛泽东说:“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什么条件呢?第一条就是“它的发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的国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必然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因为这种奇怪现象必定伴着另外一件奇怪现象,那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

  蒋介石在五条原因中,认为“赤色帝国主义者之毒计”是根本一条。

  毛泽东的五条原因中,“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即军阀混战是根本一条。

  毛泽东的认识之所以深刻,就在于他牢牢地根植于脚下的土地。蒋介石在中国实施最严厉的白色恐怖。毛泽东却在这最严厉的白色恐怖下,在各个实行白色恐怖的政权连年混战中,为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最广阔的发展天地。

  这块天地不但摆脱了敌人,也独立于友人。

  红色根据地和农村革命政权的广泛建立,在政治上开辟了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独特的理论领域,军事上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武装力量工农红军,经济上也摆脱了对共产国际的依赖。“打土豪、分田地”既是红色政权政治动员的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经济独立的基础。在中国共产党人最为困难的土地革命时期,“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人人皆知,人人敬佩;但苏区根据地派人一趟一趟给上海的党中央送黄金,不也应该人人皆知人人敬佩么?

  所以中国革命有了这一独特现象:红色首脑最先在先进发达的上海租界建立。红色政权却最终在贫困落后的山区边区扎根。

  不集中在最现代化大的城市,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获得先进的思想体系,不会获得后来众多的领导精英;不分散到最贫困落后的边区山区,红色武装便没有充足的给养和坚韧顽强的战士,中国共产党也就失去了立足的根基。

  如果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的军队,没有自己的政权,不创造出巩固的根据地,不开辟出自己独立的经费来源,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依存关系便无法根本改变。

  不走毛泽东开辟的武装斗争、农村包围城市之路,中国革命不但不能独立于敌人,也不能独立于友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访问苏联,与斯大林会见。周围人没有想到毛泽东第一句话竟然是:“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独立自主带来的艰难曲折溢于言表。斯大林的回答是:“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这是一般公理”。这位以“钢铁”命名并且深刻改变了20世纪世界政治进程的历史巨人,在胜利的中国革命面前,十分坦然地承认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正因如此,更可见毛泽东道路的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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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东方之梦

  中国是日本最早的老师。日本又是中国最新的老师。中国革命者从日本译来了《共产党宣言》,日本浪人却在中国炮制出法西斯理论。“三羽乌”从蒸汽浴室腾空而起,给世界的东方带来巨大黑暗。

  一、一言难尽的一衣带水

  若说中国与哪一个国家的关系最难说清的活,恐怕就是日本。

  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给日本人以如此巨大的影响。

  从汉字到围棋,从《论语》到《法华经》,日本人几乎一成不变地从从中国学去了这些文化精髓。

  历史上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像日本这样,给中国人如此巨大的伤害。

  自甲午战争始,哪一次针对中国的战争,都少不了日本;哪一个帝国主义杀人,都不像日本人那样在南京屠城。

  中日两国,说不清的关系,说不清的恩怨,皆用这四个字代过:一衣带水。

  因为一衣带水,联系方便,影响也方便;

  因为一衣带水,掠夺方便,侵略也方便。

  日本原本也是被侵略者。而且对被侵略、被掠夺一直比中国有着金沙网上娱乐场的耽心。1837年幕府统治者德川齐昭发出预言:日本将是西方攻击的第一个目标。中国太大,朝鲜和琉球又太小,对大不列颠的炮舰来说,日本恰好不大不小。

  他比中国的道光皇帝先预感到危机。

  三年以后危机来了。却首先来到躺在床上抽鸦片的中国。

  既使如此,鸦片战争的冲击对日本也极大。许多人以鸦片战争为题着书立说,论述西方对东方的野心,慨叹清政府的失败,警告德川幕府如果不速筹对策,必重蹈中国复辙。

  诗人山田芳谷特赋诗一首:

  勿峙内洋多礁砂,支那倾复是前车。

  浙江一带惟流水,巨舰泝来欧罗巴。

  日本还在不断地向中国学习。这回学到的是危机。日本的危机也紧随中国之后,很快到来了。1853年7月8日,美国的东印度舰队司令官佩里率4艘军舰:萨斯克哈那号、密西西比号、普利茅斯号和萨拉托加号,打开日本国门。1854年,美国强迫日本签订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神奈川条约》,规定日本开放下田、函馆为对美通商口岸。1855年,俄国强迫日本签订《下田条约》,划定两国在千岛群岛的疆界,并强迫日本开放下田、函馆、长崎三港为对俄通商口岸。1856年,荷兰强迫日本签署《和亲条约》,片面规定荷兰的权益和领事裁判权。1857年和1858年,美国又与日本签订两个所谓的《通商友好条约》,不仅夺得了租界和领事裁判权,而且剥夺了日本的关税自主权。1860年以后,英国也分别强迫日本签订不平等条约。1863年至1864年,美、英、法、荷四国组成联合舰队,炮击日本下关,勒索战争赔款,控制日本关税,取得在日本的驻兵权。日本面临与中国同样的命运。

  明治维新以前的日本社会,也是一个超凝固、超停滞的社会。1864年,东京大学前身“开成所”的教授杉亨二读到世界史法国大革命章节,也不禁惊呼:“人类社会之变动竟有如此之剧烈耶?余为之落胆也!”

  可见社会的停滞已经给人们的思想意识带来了何等深刻的影响。

  真正使日本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一个是西方的坚船利炮,另一个是中国的魏源。

  林则徐交待魏源写的《海国图志》、《圣武记》、《瀛环志略》,在中国没有引起太大反响,鸦片战争后传到日本,却引起了强烈震动。这是日本统治者和知识界首先接触到的洋学知识。魏源在日本的知名度,远远超过中国。

  合上魏源的书本睁开眼睛看世界之时,对岸正火焰熊熊——大清王朝的圆明园被英法联军付之一炬。危机四伏的日本也必须做出选择——怎样避免中国的覆辙。于是有了1868年的明治维新。明治维新之前6年——1862年,中国已经开始悄悄发生一场洋务运动。明治维新既受中国危机及魏源思想的启示,也被日本本身的危机所推动,还多多少少带有一点效仿中国洋务运动的意思。中国的洋务运动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三个著名人物作为代表。日本的明治维新也有所谓“三杰”: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中国的洋务运动核心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谋求最终摆脱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威胁。日本的明治维新提出“尊王攘夷”,也是为了挽救民族危机,驱逐外国侵略势力。但中国的洋务运动最终败给了日本的明治维新。美国学者玛丽?K?赖特夫人评价当时中国与日本的改革时说:洋务运动“既不是政变,不是革命,也不是一个新的时代,只不过是依仗全体士大夫的能力与努力,使历史上难以避免的没落过程留下的一个小阳春”;是企图重新建立“中国保守主义的立足点”。1868年开始的日本明治维新却并非如此。当时明治天皇以“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和“破除旧习,求知识于全世界”为主导,自上而下开展了一场效仿西方的激进改革:以“殖产兴业”大力促进资本主义的在日本发展;以“文明开化”在日本社会全面推广现代科技和文化教育;以“富国强兵”建立新式军队的军制和警察制度。明治维新涉及日本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教育、交通、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制度设计与重建。就是这场激进的改革,使日本最终走上了战争扩张的道路。中日从此分道扬镳。在中日分道扬镳进程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日本人,并不是明治天皇,也不是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所谓“维新三杰”,甚至不是伊藤博文这样的日本近代政治制度设计者,而是一个被誉为“日本的伏尔泰”、“日本国民的教师”,其头像至今印在1万日元纸币上以接受日本人最高致意的思想家,叫作福泽谕吉。福泽谕吉1872年写《劝学篇》,提出“天生的人一律平等”,在等级森严的日本社会无异于平地惊雷,奠定其启蒙思想家的地位;1875年福泽发表《文明论概略》,提出只要以文明发展为目标,不论是什么样的政体,都应当受民众欢迎;不论用什么样的方法,都应当为社会所接受。从这里开始,福泽的思想发生转向了,这种思想最终演变为日本的“战争合理论”。福泽的名篇是1885年发表《脱亚论》。这篇文章指导了迄今为止一个多世纪的日本政治实践,今天在日本仍然受到极大推崇。该文的核心观点是:“为今日计,我国不能再盲目等待邻国达成文明开化,共同振兴亚细亚,莫如与其脱离关系而与西洋文明共进退。”福泽在文章中特别提出:“支那和朝鲜是日本的邻邦,同他们打交道用不着特别客气,完全可以模仿西洋人的方式处理。”今天没有一个日本人认为福泽的思想与日本后来奉行的法西斯主义有什么联系。但其《文明论概略》中包含的“侵略战争正义”观点、《脱亚论》包含的弱肉强食观点,皆成为了后来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源头。日本统治者很快从福泽的理论中尝到了甜头。首先就是肢解琉球。1875年,即福泽发表《文明论概略》那一年,日本派兵入侵琉球,命令琉球不再使用清王朝年号而使用日本明治年号,不再向清政府入贡。当时日本只有陆军常备军3万余人,海军4000人,军舰15艘,且多破损不能出海,本无力与清王朝全面抗衡。但当时清政府依靠以情理交涉的那套老路,被日本摸清了懦弱本性。1878年4月,日本政府废琉球为郡县。1879年,日本派出军队和警察进驻琉球,将王室强行迁移到东京。为了让当地人彻底忘记“中山国”这个称号,日本政府将地名改为Okinawa(冲绳)。琉球国就这样变成了日本的冲绳县。肢解完琉球后,便直接向中国开刀。1894年的甲午战争,使日本收获巨大:中国被迫割让台湾和辽东半岛,赔款2亿两白银。后虽经俄、德、法所谓“三国干涉还辽”免除了辽东半岛的割让,但中国又加赔日本3千万两白银。日本学者信夫清三郎在其《日本政治史》(第四卷)中说:“日清战争的赔款成为确立金本位制的资金,提高了日本资本主义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日清战争与日俄战争推动日本由一个潜在着殖民地化危机的国家,转变为领有殖民地的帝国主义国家。”这就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甲午战争后中国士大夫阶层痛定思痛,终于认识到不是器不如人,而是制不如人。明治维新导致了日本的甲午获胜。甲午战败推动了中国的戊戍变法。1898年康有为将其《日本变政考》呈送光绪皇帝,特别建议中国应该“以强敌为师资”,向日本学习,实行变法,由弱而强。戊戍变法很快就失败了,但是向日本学习从此成为趋势,一发而不可收:第一批是保皇党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第二批是革命党人: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人;第三批则是未来的共产党人:李大钊、陈独秀、彭湃、周恩来、王若飞等人。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成为东方先进思想学说的集散地。毛泽东说从洪秀全到孙中山,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找真理。西方毕竟离中国太远,一衣带水的日本却很近。于是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中国人,便如周恩来所说:“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东渡日本学习新思想。正因如此,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之前,马克思主义已经从日本传入中国。

  1960年6月21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上海接见以野间宏为团长的日本文学代表团。毛泽东说了这样一句话: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日本比中国早,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是从日本得到手的,是从日本的书上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

  毛泽东说出了一个实情。马克思主义最初是从日本传入中国的。1906年1月,同盟会党人朱执信在东京出版的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上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摘要翻译了《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的著名论断“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被朱执信译为:“自草昧混沌而降,至于吾今有生,所谓史者,何非阶级争夺之陈迹乎”。

  这是最早介绍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朱执信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是从日文版转译的,取自1904年幸德秋水和界利彦合译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

  这一转译意义重大,“共产党”一词在中国第一次出现。

  “共产党”一词源于英文Communist Party。英文Commune直译为公社,在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等国家,最小行政区划的市区、村镇自治体也作此称呼;而Community则除了“村社,公社”外,还有“共有,共享,共同体”之意,如今“欧共体”用的就是这个词。无论是Commune或Community,都没有和汉字的“共产”发生直接关系。Communist Party若直译便是“公社分子党”“公团分子党”。

  但幸德秋水和界利彦把它译作了日文的“共产党”。朱执信方便地将日文中的汉字照搬了过来。于是一个无数人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名词,通过朱执信那支不经意的笔在中国大地产生。怕它的人咒骂它“共产共妻”,爱它的人则敬它“消灭私有制”;未被完全译出来的那部分意思便无人再去细想了。

  这都是后来发生的一切。翻译它的朱执信于1919年去世,无从知晓了。

  日本比中国早36年知道了马克思主义。1870年,明治维新时代启蒙思想家加藤弘治就把这一学说介绍到日本。介绍的目的不是为了学习,而是为了批判。当时“共产主义的幽灵”已在欧洲徘徊。由于害怕这个幽灵也徘徊到日本,明治政府容许这一学说作为反面材料出现。

  所以在日本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加藤弘治,就是这一学说的坚决反对者。他在《真政的大意》一书中说:“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经济学说,……大同小异,都主张消灭私有财产”,是对社会治安“最为有害的制度”。

  哲学家西周在《百学连环》中首次提到社会主义运动,也是为了向天皇献策,“主宰世界者不能不考虑此等事”,“惟防之于未然”。

  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声色俱厉的批判声中传到日本。

  明治天皇不了解,马克思主义是空前强有力的批判武器,最不害怕的就是批判。

  于是便一发而难收。

  1882年被称为“东方卢梭”的中江兆民介绍了空想社会主义、拉萨尔主义,马克思主义;1893年草鹿丁卯次郎写的《马克思与拉萨尔》;1903年片山潜的《我的社会主义》;1903年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精髓》;1904年幸德秋水和界利彦合译《共产党宣言》、安部矶雄翻译出版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1907年界利彦等的《社会主义纲要》等,马克思主义在日本获得广泛传播。

  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这些最新的理论便被同盟会会员们一批一批翻译介绍到中国。

  戴季陶主要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他将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日文版一书的前四章译成中文,译名为《马克思资本论解说》。全书由戴季陶和胡汉民、朱执信、李汉俊四人合译。这是中国人最早了解到马克思的《资本论》。戴季陶在自述中说:“我对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很想用一番研究的工夫”;还说:“要想免去阶级竞争,只有废除阶级的压迫,只有废除阶级。阶级存在一天,阶级压迫继续一天,阶级斗争就要支持一天。”

  胡汉民则将日文版《神圣家族》、《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等著作中惟物史观部分译成中文介绍给国内读者。胡汉民说:“以上所译述,最主要的为经济学批判序,是马克思惟物史观的纲领。马克思自称他多年研究的结论,后来的学问,都以这个为导线。信从科学社会主义的人,有拿他当作宗教上的经典一样贵重的。”这位后来的国民党右派断言,在人类思想史上,只是到了马克思才“努力说明人类历史的进动的原因”,而惟物史观的创立,使“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主义,同时有绝大的改革,差不多划一个新纪元。”

  早期国民党人从马克思主义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他们把这些新思想介绍到中国,在长期沉寂黑暗的中国思想界,确实擦着了几分光亮。

  所以瞿秋白1927年2月说:“戴季陶先生、胡汉民先生及朱执信先生,都是中国第一批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些国民党元老当初介绍马克思主义如此不遗余力,是后来那些视马克思主义如洪水猛兽的国民党新贵们能想象到的么?通过他们的介绍,大量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术语由日本传到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党”、“共产主义”、“共产党”、“无政府主义”、“辩证法”、“形而上学”、“惟物主义”、“惟心主义”等等词汇,都是从日本传过来的。大革命时期响彻中国的“劳工神圣”和“团结就是力量”等口号,也是日本革命者片山潜、高野房太郎等人1897年从美国带回来的。西方有学者说,文化的联系意味着一个国家的反应会迅速传递给另一个国家。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曾是日本文明的发源处;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却成为中国获取新思想的来源地。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李大钊、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施存统、沈玄庐、邵力子、周佛海等都是留日学生;后来彭湃、王若飞、周恩来、杨匏安、杨闇公、董必武等也先后留日。

  对中国共产党人影响最大的,却不是大久保利通和伊博文这样的日本政客,而是经济学家、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河上肇这样的日本学者。

  共产党人中最早宣传马列主义的李大钊,1913年至1916年在早稻田大学留学时期,就爱读河上肇的著作,通过河上肇的著作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

  周恩来在日本留学期间,看到的第一本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理论著作,就是河上肇的《贫乏物语》。当时为了师从河上先生,周恩来特地提出入学申请,想选修京都帝国大学的经济系课程,未成。又去京都亽南开同学吴瀚涛处住了一段,想见河上肇教授本人,仍未成。后来周恩来归国,箱子里的重要对象就是河上肇的书。

  郭沫若则在翻译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时,给朋友成仿吾写信道:“这本书的翻译,使我的一生来了一个转折。把我从半睡眠状态下唤醒的是它,把我从歧路的彷徨中拉出来的是它,把我从死亡的阴影中拯救出来的是它。”

  没有去过日本的毛泽东,对河上肇也留有很深印象。至今在韶山毛泽东纪念馆里,还陈列着毛泽东早年阅读过的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河上肇翻译的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1960年率日本文学代表团访华的野间宏回忆,毛泽东对他说过:“河上肇写的书,现在还是我们的参考书。河上肇在《政治经济学》那本书中写有怎样从旧的政治经济学发展到新的政治经济学,河上先生说新的政治经济学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因此每年都再版发行。”

  也正是这些因素,使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最初对日本革命的期望,要远远大于对中国革命的期望。1922年1月25日,《真理报》刊载季诺维也夫在远东革命组织代表大会上的演说,称“日本是远东的钥匙”,“没有日本革命,远东的经济革命都是小杯里的小风暴”;认为在日本发生的革命,将会左右在中国乃至在整个远东发生的革命。

  但是向先进的中国人提供了先进思想武器的日本,却没有走上如中国一样的革命道路。

  1901年,片山潜、幸德秋水、河上清等人发起组织了日本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社会民主党”;宣言中提出“彻底废除阶级制度”,“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决劳动问题”。

  在日本政府镇压之下,该党只存在了一天。

  1908年,日本政府捏造了个企图谋杀天皇的“大逆事件”,数百名社会主义者被捕,幸德秋水等24人被判处死刑。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一年之后,在第三国际帮助下,日本终于成立了共产党,但发展艰难。虽然片山潜等日本革命者与俄国革命先驱普列汉诺夫1904年就在荷兰第二国际代表大会上建立了联系,但日本革命除了理论探讨,一直不能进入实施阶段。因为日本已经为另外一种主义聚集了足够的能量:法西斯主义。毛泽东1928年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却没有任何日本人或共产国际的任何革命者写一篇《日本的红色政权为什么不能够存在》。进而再写一篇:《为什么法西斯主义能够在日本存在并疯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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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清水加饭团,酿成法西斯

  看到马克思日复一日地出入大英图书馆、李大钊本人就是图书馆主任、毛泽东也曾在图书馆工作,有人便说:革命起于图书馆。

  法西斯也起于图书馆。

  1904年日俄战争正酣之际,一个21岁的日本青年天天来到东京上野的帝国图书馆,殚精竭虑地苦读。两年之后,他的重要著作《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写成,自费出版。

  他就是日本法西斯理论之鼻祖北一辉。

  北一辉第一部重要著作,是《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他在书中说,日本必须通过“土地和生产机构的公有及其公共经营”,来实现“共产制度”或“社会的共产制”,这项任务的实现者是“下层阶级”。

  其本意是通过天皇的“协治”来完成“社会主义大革命”,但他倾注心血之作吓坏了日本内阁。虽然自费出版,也被政府禁止发行。

  此时的北一辉崇尚民权革命,还不是法西斯主义者。面对禁锢得连书都不能出的日本,他转而为中国革命奔走:支持孙中山,结交宋教仁、张继,而且一听到辛亥革命爆发消息,便立即前往中国,甚至写了一本《中国革命外史》;并且在中国把他的名字由辉次郎改为了北一辉。

  五?四运动冲垮了曾立志为中国革命效力的北一辉。他把这一运动看作是排日运动,“眼前所见之排日运动前列并宣传鼓动与指挥者,皆为十年间同生共死有刎颈之交的同志”,他为此绝食。抗议不成,便决心离开中国,“告别十余年间参与的中国革命的生活,返回日本。我看到,这十余年间特别加速腐败堕落的我国,若继续这样下去而不加过问,则无论是对世界政策,还是对华政策或国内政策,都显然要濒于毁灭”。他的结论是“让日本之魂从底层翻腾起来,来担当日本自身的革命吧。”

  回国之前,北一辉在上海完成了法西斯主义研究。

  中国青年志士去日本寻找救国真理,日本法西斯组织却派人来中国寻找其领袖人物。1919年8月,标榜为“国家主义”的日本右翼团体犹存社成立,派大川周明专程到中国寻找北一辉。

  大川周明比北一辉小三岁,东京帝国大学的法学博士,后来与北一辉齐名为日本法西斯运动的两个思想领袖。大川对中国并不陌生,1918年就在中国东北“满铁”任职。但当他8月23日到达上海,在一间破房子里第一次见到北一辉还是吃了一惊。他没有料到后者过得如此清苦,仅靠吃米饭团喝清水,在撰写8卷本的巨著《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

  北一辉把已经写好的前7卷交给大川,约定写完第8卷立即回国。他要在上海完成其法西斯思想的代表作。

  北一辉已经从中国五?四运动的苦闷中解脱出来了,决心完全效力于日本国家主义。他把革命与扩张合为一体,认为“在国际间处于无产者地位之日本”应成为一个“打败英国,使土耳其复活,使印度独立,使中国自立,其后太阳旗将给全人类以阳光”的“革命帝国”。

  在上海亭子间泡制“革命理论”的北一辉虽也主张限制私人资本,雇主和雇员之间利润均分,抑制藩阀财团,但他的“革命”依靠的不是工人,而是军人。他生拉硬扯地将日本军人说成是“有兵卒素质之工人”,主张成立与俄国十月革命工兵代表苏维埃类似的“工兵会”,让最有组织,最有战斗力的在乡军人成为改造国家的骨干力量。于是他在国家主义与军国主义之间搭上了一块方便跳板。

  后来有人说北一辉的理论好像在日本的旧米酒瓶中灌进了马克思主义的新酒,其实说反了。他是在马克思主义的酒瓶中灌进了日本的旧米酒。他说:“如马克思,虽生于德国,然而系无国家而只有社会之犹太人,故其主义虽首先并非筑基于国家而是筑基于社会之上,但若我日本作为社会组织而有所求时,则惟见国家”;所以“社会主义于日本即成国家主义”。

  他的服务对像不是具体的哪一个阶级,而是抽像的国家。于是他的国家主义与西方未曾谋面的伙伴一样,很快变成不折不扣的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果后的1919年,是世界法西斯运动收获颇丰的一年。

  该年5月,墨索里尼在意大利组织“战斗的法西斯”;

  该年9月,希特勒在德国加入“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

  同是9月,北一辉在上海完成《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

  当俄国革命刚刚成功、德国革命正在进行、中国革命行将开始之时,法西斯主义也不约而同,在西方与东方同时呱呱坠地了。

  法西斯主义若要生根,必须凭借危机。

  日本正因出兵西伯利亚和“米骚动”面临空前之危机。

  贫困,日本人才伟大,他们又能忍耐;

  物价无止境地上涨也罢,喝喝开水稀粥照样活。

  啊!逍遥自在呀!

  吃南京米又挨南京虫咬,住在猪圈般的房子里;

  尽管选举权也没有,说是日本国民也自豪。

  啊!逍遥自在呀!

  膨胀,膨胀,国力膨胀,资本家的横暴膨胀;

  俺老婆的肚子膨胀,贫困也更加膨胀。

  啊!逍遥自在呀!

  这是一首1918年在日本流行的民谣。

  南京米即中国运去的米。南京虫即臭虫。这首民谣传唱很广,是此时期日本两极分化、官僚腐败的真实写照。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日本政府以解救各国战俘和收回协约国战争物资为借口,出兵干涉新生的苏维埃俄国。此事大大激发了日本的野心,大正天皇和内阁已经在讨论将东西伯利亚并入日本的可能性了。

  结果事与愿违。刚刚出兵西伯利,国内就发生了“米骚动”,波及32县,70万人加入,日本政府大受震动。害怕日本也出现俄国推翻罗曼诺夫王朝式的革命,天皇和历来反对政党内阁的重臣,都不得不同意政党组阁。

  于是日本最早的政党内阁——政友会的原敬内阁产生。

  政党内阁在日本,一开始就是个减压阀和维持会。正因如此,从该内阁起,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和外务大臣三个最重要的位置,执政党都不能安排。国家安全问题更在政党管辖范围之外。

  政党政治从开始在日本就是个门面。门面也维持不住。第一届内阁首相就死于非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后一块肥肉。连列强都担心争夺这块肥肉时,可能引发另一次世界大战。出于这种考虑,1921年8月,由美国出面,邀请英、法、日、意、比、荷、葡以及中国共9国,在华盛顿开会商讨裁军和中国问题。会议达成的《九国公约》规定:各国尊重中国的主权、保全中国领土完整;中国要对各国门户开放、机会均等。该公约虽然是利益妥协的产物,同时要求中国必须实施门户开放,让各国利益匀沾,但对当时政治混乱的中国来说,客观上还是限制了列强的殖民活动,对国家保持领土完整起到一定的作用。在这次会议上,原敬内阁代表日本宣布收回二十一条中的部分不平等条约,交还青岛等前德国殖民地,对中国作出一些让步。这一举动立即被日本国内认为是妥协外交,引来强硬派的强烈反对,纷纷指责原敬内阁软弱、卖国。原敬是平民出身,想结束藩阀政治,搞西方式民主,他的国家却根本不给他这样的机会。1921年11月4日,原敬在东京车站被中冈艮一刺杀。凶手是铁路雇员,19岁,自称为抗议寻欢作乐的松弛风气和日益蔓延的西方化潮流。凶器是在车站附近五金商店买的白鞘短刀。

  一把五金店的短刀,便结束了日本刚想冒头的民主政治。

  自此,日本政治便有了“暗杀政治”之称。北一辉的国家主义派上了大用场:每一次暗杀都出自“爱国至诚”。热衷于“脱亚入欧”学西方的日本人忘掉了英国文学家塞缪尔那句话:爱国心在不少场合,是被流氓当作隐身衣来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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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没有比人心更高的山、世上没有比脚步更长的路
隐身或者不在线

回复时间:2018-11-8 10:01
  三、腾空而起的黑翅

  原敬首相被刺前一周,德国来茵河上游的黑森林贵族城堡区,一个叫巴登巴登的矿泉疗养地举行了一个秘密聚会。三个军衔皆为少佐的日本驻外武官聚集在一起,议论上司,议论国家,目的与7天后将行动的中冈艮一类似:结束国内的腐败。

  这三人——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冈村宁次——在东京陆军小学彼此就是好朋友。该校许多学生来自名门望族或富裕家庭,他们自视政治经济地位优越,时常结伙欺负别人。为不受欺侮,永田铁山、冈村宁次和小畑敏四郎也结成了自己的团伙。一次冈村宁次在做木马练习时,与一个来自长州高级武士家庭叫做龟田的打起架来,龟田有雄厚的家庭背景,平时在学校就是呼风唤雨的一霸,身边总有一帮人跟随;冈村宁次眼看就要吃亏,幸而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得讯飞奔而来拳脚齐上,才把冈村宁次救了下来。三人中永田铁山与冈村宁次关系最好,彼此相互亲昵称呼“铁”和“宁”;小畑敏四郎则与冈村宁次在同一个学员区队。三人从那时起就玩闹在一起、打架在一起,是性格、脾气都合得来的挚友。后来这三人又一起考进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在以训练严酷着称的日本军校中,永田铁山的毕业成绩是士官学校第四名、陆军大学第二名;小畑敏四郎的成绩为士官学校第五名,陆军大学第一名;冈村宁次则为士官学校第六名,在陆军大学则因成绩优异接受过大正天皇颁奖。

  这三人皆是陆军中的骄子——后来被称为“三羽乌”——日语“三只乌鸦”之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任何一本研究日本军事史的著作,都要提到这三个人的名字。

  这三个人成为了日本昭和军阀集团的像征。

  但在来茵河上游巴登巴登矿泉疗养地聚会时,这三个同在欧洲当武官又是陆军小学、士官学校、陆军大学同学的人,还没有后来那么大的胃口。当时他们紧紧盯住的,是日本国内的腐败。

  国内腐败在他们眼中首先是政治腐败。政治腐败又首先表现在陆军的人事腐败。日本历来藩阀门第气息极重。明治维新后海军由萨摩藩把持,陆军则由长州藩把持;山县有朋、桂太郎、田中义一等陆军中坚人物,无一不是出自长州;非长州籍人士休想晋升到陆军高位。

  三个泡在蒸气浴室里的武官,谈起这些事情义愤填膺、慷慨激昂。在陆军小学与长州藩后代龟田打架之事,不知是否也在三人议论范围以内?巴登巴登正值旅游淡季,这个清静的地方正好进行他们规划未来的秘谋。

  三人的核心留着普鲁士式短发、嘴唇上胡子修剪得像一只海鸥、具有学者风度的永田铁山。他以优异的服务,1920年6月起就被授予在欧洲巡回的全权;但既使是他,也不是一个能系统提出自己思想的人。贵族出身的小畑敏四郎人最瘦最精明又最易激动,驻俄国期间正值俄国革命,拼命看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书,但除了想通过所谓“部落共产主义”实现与天皇感情沟通这种模糊混乱的概念外,提不出什么像样的政治见解;不修边幅的冈村宁次摘了眼镜就成可怜的半盲人,戴上眼镜又似凶猛的猫头鹰,最崇尚像前线指挥官那样直接行动,也不是思想者。

  三人在热腾腾的蒸气中闷了半天,仅想出两条:

  第一,从陆军——长州藩的栖身之处打开一个缺口。

  第二,走法国的路线以恢复国力。

  别的就记不起来还有些什么了。作为行动纲领来说,这两条确实有点不伦不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三羽乌”中的幸存者冈村宁次有过这样的回忆:“有一本《昭和军阀